徐爱国：最初学生跟我说的时候，这位学生就在这里。我印象很深，那天在上课的时候，我戴了一个鸭舌帽，戴了之后，就谈起来为什么戴个帽子，我戴的这个帽子去上课了，学生就乐，我说你们能看得出来，他们说能看出来，说能看出来我的光头。当时问怎么好玩，就跟学生说，像什么，学生说像周杰伦。当时我对周杰伦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这个年纪的人去听周杰伦的歌是比较少见的，学生提到这个人之后，我也听了几首歌，有些地方相似，但是有很大的不同。先说不同。他唱一首歌估计我十年二十年才能挣到那个钱，他一首歌就挣出来，或者我十年二十年辛勤的工作，还达不到他一首歌的钱。他戴帽子是装酷，我戴帽子是遮羞，这是不一样的。相同之处还是有一点，比如说他唱歌的时候，说的很快，以至于听到的人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我平时包括上课的时候说的很快，如果学生不100％注意力集中的话，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这是相似之处。内在的东西也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反叛者，他也是一个愤世嫉俗者，他也是一个对传统正统的东西持批判态度的那么一个歌手，我这个地方后面也有一个反骨，也想消除掉，但是到现在还存在，对于传统的东西，对所有的正统的东西持批判东西，跟他有些相似之处。
　　主持人：听说徐老师这本书有四个出版社争着要出版，为什么最后选择北大出版社？
　　徐爱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愿意，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因为世界的通病，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味道浓一点，商业气息少一点，一般在大一点的出版社，国外的教授一般喜欢把自己的书放在大学出版社出，北大出版社在国内是比较好的出版社，虽然说不是最好的，但是是最好之一，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另外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也有他们的考虑，因为在北大出版社，北大是他们很好的资源的发掘地，里面有很多高手、大侠比较多，他们试图把北大的资源不外流，尽可能把北大人写的书放在他们出版社当中去。中间要提到两个人，一个人是目前的副总编杨立范，以前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的官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很显然有一些作者的书被别的出版社挖走了是一个损失，从他开始，一定要把北大能够写的人尽量能够纳到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当中来。第二个人提到就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赵婕女士，她很能干，硬是把这本书抢过来，在此之前，我已经准备跟另外一家出版社签协议，把那家出版社的出版合同没收了，到今天没有还给我。
　　主持人：您比较理想的研究环境是什么样的？
　　徐爱国：太抽象，亚里士多德说，二千多年前，人过日子有三种生活，一个是享乐的生活，一个是政治的生活，一个是所谓的思辩的生活，应该说亚里士多德对人的逻辑上的分类是比较确切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状态所需要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享乐型的生活可能拼命地挣钱，拼命地消费，是需要那种比较闹的环境，比较乱的环境是他最好的状态。政治家的政治的生活是另外的一面，作为一个研究者的生活更多的是一种悠闲生活，思辩的生活，思辩的东西比较清闲一点，比较宽松一点，不太受外界的影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无限发挥下去，不受到阻碍，也就是所谓比较典型的中产阶级所追求那样的安静的生活状态，比较宽松，不受到外在的限制和威胁，然后能够相对比较自由的状态，不受到他人的干扰，而且有比较宽松的物质基础。有饭吃了，一天吃两三顿饭，有事做，有点闲钱花，不受到外在人为的干涉，整天又坐在家里发呆，这种情况下，有利于学术的成长，但是这样理想的状态，似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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