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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制度，在目前摆在了我们面前，这是新一代经济法人面临的最根本性的挑战。如同萨维尼创造了民事法律行为一样，经济法也需要自己的法律制度，如果没有特有的制度来完成对众多法律规范文件的统帅，仅仅依赖于对调整对象、价值、法律关系、特点等等“形容性的”（describe）和“判断性的”的总论，是不足以支持经济法的大厦的。更形象的描述是，20年来的努力，我们完成了经济法的地基，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经济法历经争论，已经成了现代法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仅有地基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楼体的结构，仅仅依赖于砖头、木头、水泥、石灰，摩天大楼是建不起来的。
不过，这个问题也可能被我严重地夸大了，毕竟，在财政、金融、公共企业、反垄断、市场准入、反歧视和公平竞争中，我们的经济法已经存在着若干制度。在100年的经济法的发展中，即便是在政策性价值取向上，也出现了所谓的“战时经济法”、“统制经济法”、“复兴经济法”等等不同的情况，而作为公共经济部门，在80年代之后又进一步受到了转轨国家、私有化的影响，这种进化时间的不足，也必然会对更稳定的制度形成障碍。
在知识的供给方面，也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作为市场理论的基本框架，50年代刚刚完成一般均衡的证明，随后就进入了制度经济学和博奕论的时代，公共经济学的兴起，时间更为短暂，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结合，或者说“打通”，也就是近20年来的成绩，这还是在国际的主流经济学［main stream］之中。
尽管存在着更大的争议，更多的不确定性，但20年来的成绩，依据我的概括，主要讨论了以下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即在1877年Munn v. Illinois一案中所确立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商业”［affected with apublic interest］这一主题。正是“公共性”和“商事性”，决定了经济法的制度特性。
具体而言，经济法有三个法律制度：
1、公共经济规制［regulation］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代，合同自由的理念被奉为金科玉律，当事人的意志是否自由是法律判断的核心。合同丧失了实体性的内容，导致了对价“consideration”的虚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许多“不公平”的交易，在组织把我们联系起来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限被压缩在组织之内，从而导致了韦伯的“科层制”，帕森斯所说的“科层工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以“天赋人权”为核心的法律体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即权利和权利的冲突和紧张。在这一意义上，regulation就是对合同“对价”的替代。
公共领域的出现，现代国家职能的转换，以及财产形态的变化，导致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划分［不同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发生了变化：当财产的公共性增强的时候，就需要实质性的判断标准。用“公共利益”的理由，通过法律条文，来直接规定交易的条件，比如金融、证券交易中的要求，或者是公司董事的信息披露义务，对弱势的一方提供更多的法定权利，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产品标准化等等。
规制当然是不好的，如果站在自由经济的立场上，但规制是在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网络外部性、自然垄断、外部性下的第二最优［second best］。任何制度都有成本，市场也不例外。毫无疑问，市场失灵并不必然进入政府失灵，但经济法并不限于政府干预，而是强调以社会为基础的多元化治理，道理正在于此。
这个话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一下，许多人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迷失了自我，用简单的产权理论和自由谈判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忘记了法律本来就是一个公共产品，忘记了法律技术的进步才能更好地保护产权，似乎认为来源于土地的所有权制度就可以解决问题，忘记了许多东西是不能通过法律有效界定的，忘记了法律的本质和边界，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请允许我引用一段纯粹的自由经济学家的观点，法律变成了什么？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所有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董事、监督者、职员、执行者、律师、法官、经纪人，或甚至中间人的安排，都意味着组织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不存在，支付给他们的报酬就是交易成本。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鲁滨逊经济中不存在的所有成本，把经济组织同样宽泛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安排时，就出现了以下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
按照这个逻辑，唯一有效率的是市场，其他的，包括法律在内，都是成本的产物。如果我们忘记了，只有三个人以上才会有法律，忘记了如果没有公平、正义这些实质性判断标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法律；忘记了法律首先是保证公共利益的，就会出现认为保护个人财产是法律的唯一和根本目的的荒谬结论。如果是这样，黑社会，或者独裁者、君主制来治理，更有效率，因为君主是国家的所有者，更关心这个“企业”。
除了市场失灵之外，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的责任能力并不是完全的。假药假酒害死了人，产品生产者当然没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这就需要事前的规制。从法律责任的承担［事后激励］到公共规制的实施［事前规制］，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这种界限不会消失，只会不断变化，随着新的产品、市场的出现，必然存在着从规制－市场之间的往复运动。这也是财产法的当代主题，顺便说一句，经济法也是对财产权的保护，不是只有土地、永佃权是财产，公共补贴、公共商事合同中的利益，甚至不受垄断者的压榨，都是财产权的内容。不仅经济法如此，整个法律都是保护财产权的，非独一两个法律部门，这正是我们许多人误解法律，误解经济法的根本原因。
伟大的庞德告诉我们，在一个商业的时代，个人的财富是由大量的承诺组成的，富于洞见的瑞奇告诉我们，“政府以多种方式分配价值，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稳定地替代了财富的传统方式—私人财产的形式。社会保险替代了存款；政府合同替代了商人的顾客和善意。美国人的财富越来越依赖于同政府的关系。美国人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馈赠—依据政府的条款来分配，依据‘公共利益’的条件来接受……这种财产造成了个人和国家界限划分的困难”。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有几个人的财产的主体部分是有体物呢？有几个人可以不和别人，特别是政府发生经济关系而生存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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