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经济法作为“离经济生活最近”的法律部门，和经济学的结合也是必然的，这当然是来源于正义和效率的一致性，至少在经济法看来是这样。效率更多地是和平等发生冲突，而平等则构成了传统法律部门的核心。经济法则是站在了效率的一边，并不强调经济平等，而是强调效率、经济自由和民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必然带有“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意味
。
不过，工具并不能决定我们的存在。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种情况其实每个学科都存在的。经济学在不断地和其他学科相融合，经济学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
应当感谢经济法和民法、行政法的争论，没有争论就没有进步，这促使经济法比其他学科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思考得更远，更接近于与法理的结合。作为法学的一个二级学科，怎么能区分出来经济法？或者说，如何判断一个学科呢？显然，缺乏思辨的中国法学，在思维习惯上仍然受到了前苏联、台湾化的德国法、日本法学乃至于30年代国民党中国法学的极大影响。判断一个法学的学科，仍然是“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标准，这是前苏联的标准，受到了大陆法系公法和私法划分的极大约束。在这种“条块分割”的研究体系内，其实任何学科的独立都是值得推敲的，只不过传统部门因为时间长一些，理论上的怀疑受到了胆量的限制而已。
根据所研究的范围来分类，是很荒唐的事情，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法律就是这样子，“调整XX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种堂而皇之的论调已经成了“重复一万遍之后的真理”。类似的，“公司法是民法、商法还是经济法的”？政府采购，属于行政合同、民事合同还是经济合同”？之类的问题，就是这种“调整关系论”的延伸。你能根据一块木头，判断它是属于物理学的，还是化学的，是造船的，还是用来盖房子的呢？
根据所使用的调整方法来分类，是更为荒唐的事情。按照这种观点，只有三个法律部门：民法、刑法和行政法，其理论根据之一就是只有三种诉讼方式。但是这三个部门的技术划分是经得起推敲的吗？显然不是，许多英美国家连独立的行政诉讼都没有，而民法和刑法的分界在哪里呢？在古代，许多民法领域是用刑法调整的，在今天中国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比如国有企业的高级经营管理人员，本来应当承担财产责任，但现在却是用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甚至党内责任来进行调整，这是民法的刑罚化；而“私了”则是刑法的民事责任化。
按照逻辑、概念的讲究程度，恐怕法学领域很少有人能超过凯尔森，这位纯粹法学的集大成者明确地指出，在法律的技术上唯一有意义的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划分，其他的划分，包括公法和私法的划分，都是不可靠的。毫不客气地说，哪些振振有词，按照这个，按照那个来进行划分法律部门的观点，其根据在哪里呢？那些自以为是正统的学科，其正统性又在哪里呢？
从根本上来说，法律是属于“意识”中的，两个人签了合同书，书面文件找不到了，但合同仍然会存在，既然是“上层建筑”中的领域，显然这种划分就是主观的，是基于研究和应用的需要，或者更具体的说，基于分工的需要来进行的。对此，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开篇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由于实践是多种多样的，技术和科学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目的也有多种多样。例如，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的目的是船舶，战术的目的是取胜，理财术的目的是发财。在这里，某些活动有时归属于同一种能力。例如，制作马勒以及其他马具的技术，都归属于驯马术，马战和一切战斗行动都归属于战术，以同样方式其他活动也属于其他技术。从这里可以看出，那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的目的，对全部从属的技术的目的来说是首要的。因为从属的技术以主导技术的目的为自己的目的。（不论实践目的就是现实活动自身，还是在活动之外还有其他目的，如以上所说的科学那样，实际并无区别）”。
唯物主义，并不代表着坚持僵化的反映论，在我们的法学传统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领导，这并不能成为法律部门的划分绝对化的理由。毕竟，法律是一个意识形态中的概念。桌子之所以成为桌子，椅子之所以成为椅子，并不是因为它们都是木头做的，而是因为它们的不同“形式”。一个观念的东西，不能按照唯物论绝对化，否则，一个人眼前看到的就不应该是一个五颜六色、多姿多彩的世界，而只能是四处飞舞的电子、原子、原子核。
法律部门也是如此，法律部门不过是为了方便而进行的汇总，木头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学科，法律规范也可以根据立法和研究的需要进行不同的划分。一个法律部门之所以是一个法律部门，在于某种分类形成了独立的“精神”、“理念”，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所以，法律部门的划分是主观的，是出于分工的需要，在旧的分工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新的分工。过分地拘泥于词语的辨析，过分地花费了诸多精力用于正统性的论述，这是20年来的经济法的代价，当然，也是经济法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诸多的原有理论的不足。
什么是经济法的精神和理念？我们说，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特别是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效率，是经济法的存在根本。这是和经济法的现代法精神本质相通的。越来越多的经济法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经济法是和19世纪以来的公法和私法划分精神迥然不同的法律制度，经济法的现代性，越来越被学者们所强调。对现代性的解释是不同，但在我看来，其核心就是实质正义和社会效率的追求，成了法律必须面对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