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资本制，相对于法定资本制，是否是安全的？
公司的资本安全，无非是对于债权人而言的。这种债权体现为基于合同产生的债权和基于侵权所产生的债权，前者属于和公司缔结合同的主体，后者可能是公司的侵害对象，比如公司车辆造成的人身伤害等等。至于公司对于社会乃至于国家的资本安全，可以通过税法和对组织关系的钳制来加以实现。
对于合同之债的债权人，实行授权资本制并不会导致债权人的风险上升。风险，是与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公司的组织关系不能被有效的规制，以及行为不规范，无论是否实行法定资本制，都不可能对保护债权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法定资本制对股东出资的限制较多，其责任也更小。我国现实中大量出现的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几乎没有和法定资本制相关的。在现实中，甚至出现了公司面纱挡住对股东的追索的时候，如果对方出现偷逃出资或者出资不实，反而对债权人更加有利的局面，因为可以引用民法通则的规定。
只要债权人能够准确的预见和知晓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资本总额，加上经营状况，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损失，而达到这一目的，即便是在现行的法定资本制下，也是不可能达到的。而实行授权资本制所带来的对投资的促进，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创业人员，其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授权资本制可能会带来的真正危险，是公司过失侵权的时候，换言之，债权人无法预见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其面临的风险，甚至无法预见公司的侵权行为的时候。比如，公司成立之初，资本仅仅注入了25%，而这时造成了环境污染侵权或者车祸侵权。此时，如果公司现有资本无法全部承担侵权责任，是否应当追索到股东的出资义务上？显然，这对于初创公司的投资者而言，能够说是公正的吗？但是，制度总是要付出成本的。何况，即便是实行法定资本制，就能够保证债权人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足够的赔偿吗？这种风险应当是股东可以预见的。法律不是用来解决风险的，而是用来分配风险的，将这种风险赋予股东，是合理的，因为股东可以通过保险制度将其分担出去。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改革公司法中出资形式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剔除保守和陈旧的资本观念，转变重财产关系轻组织关系的立法模式，是公司法必然走向的趋势。
【注释】
邓峰，1973年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企业的营业登记，在我国本来的实质性审查制度，随着工商管理部门的官僚化倾向，越来越导致这种实质性的审查变成一种程序。例如，作为社团基础的法人章程，由于工商部门难于对当事人提交的章程进行审查，并采用统一的标准格式，当所有的企业章程制定都变成“填表格”之后，章程对企业的意义就不再具有实体性约束的意义，而成了登记的一种必经程序，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便替代公司章程，而契约法对此又缺乏相应地调整和约束，这事实上是国家司法权和法律效力领域的后退。
史际春 主编：《公司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4条。
1984年1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在法律规范中提出了“干股”的概念。
参见邓峰著：《合同运用与求偿法律技巧》，中国审计出版社1998年版。
比如，有学者认为，法定资本制有利于防止公司设立时候的欺诈和投机行为，从而保证交易的安全和债权人的利益。参见郑孟状 刘凯湘 宋敏：《论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西奥多·W·舒尔茨著：《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前引 西奥多·W·舒尔茨 著：《论人力资本投资》，第38页。
对无形资产限制出资的规定，造成了的弊端，经济学家们也提出了相应的批评。参见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