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言论自由在美国宪法架构中占有特殊地位，因此，如果想重新调整言论和隐私之间的平衡，那么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强调：通过某些方法，保护隐私本身有助于促进言论自由。这样做，人们便可以“在天平两端”都找到言论的利益，而为保护隐私而限制言论，也不再是限制言论的方法，反而是促进言论的方法，因此是正当的。94 但是并非所有对隐私的关注都和表达自由有关。隐私所保护的其他价值可能本身就很重要，足以支持对媒体的报道内容加以某种限制。
我们应以一种系统的方式看待隐私，正如我们看待言论那样。我们认识到，压制言论不仅对相对的言论人造成了损害，而且也使得人们在公共辩论和协商中难以畅所欲言，从而损害到了民主自治。与此相似，侵害隐私也并非只是损害了直接相关的人，它还同时压缩了生活的范围，而生活的范围对维持多元社会的特定功能来说至关重要。另外，媒体把私人事务置于公共领域，也会对公共领域本身造成系统性的影响。
有些人完全不涉足公共领域，他们有权受到最强的隐私保护。有些人只是捎带地或偶然地进入公众视野，或是因为自己是犯罪或不法行为的受害人而被推入公众视野，对他们的隐私保护也应较强。而涉及公众人物的案件则最难处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看起来公众人物的需求有两面性，既想吸引公众视线又想逃避过度的关注，同时还因为政府官员和政治候选人的可靠性（accountablity）是民主自治的核心要素之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公众人物的隐私，对公众人物实现自己作为人的功能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保护他们的隐私也可以促进民主自治价值的实现，这一点下文将作进一步探讨。95
然而，尽管隐私服务于公共价值，但从根本上说，隐私是反公共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隐私在当代
宪法和政治理论中是一个有挑战性的概念，以及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隐私应当重于新闻自由的公共职能。 欧文·费斯（Owen Fiss）教授曾在其书中指出，在近来某些情况下，言论自由的传统支持者，已经支持对言论加以限制。96 他所举的例子有，女权主义者支持限制色情文学，而自由主义在传统上支持有关性的表达自由；在民权运动中，很多人支持限制仇视言论，但在传统上他们反对言论审查；一些民权团体主张限制竞选捐款，并对媒体进行规制，以保证更多的群体有权要求传媒报道自己的立场，使得公众能够获悉更多样化的观点。在这些例子中，其中一些对言论自由的看法彼此不同。另外一些，例如对仇恨、色情言论限制，尽管费斯教授把这些看作是第一修正案内部的冲突，但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言论自由和平等权之间的冲突。但是在每个例子中，支持限制言论的观点在根本上都依靠“公共”这一概念——这是对公共辩论、集体自决、社会角色、或者社会地位的一个修正的角度。正如费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支持限制言论的观点，依赖于把自由“以更具社会性的角度”来理解。97
但是，那些为保护隐私而要求限制言论的主张，则大体上是反“社会性”的——或者至少他们寻求保有一片社会和个人的领域，而这片领域经常拒绝为更广的“公众”做贡献。“私人言论”也许和公共事务相关，或者也许是为最终更“公共”的事务做准备，但是它的价值并不是仅仅依赖于此，而且这也不是我们保护它免遭披露的首要原因。我们保护的是它的私隐性（privateness）。我们保障人们有权选择少量的听者，或者除了自己外别无听者——就像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所称的“孤独，孤独”，并像那样成为“我家的快乐天才”。98 这也适用于和言论完全无关的隐私——我们保护他们免受披露，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人之所以为人，总会有隐私而不愿公开的一面。正如前文所述，人们能够确定，也应当确定，保护隐私能服务于哪些公共目的，但是，反对公众知悉和控制，才居于隐私的核心——并且我相信，也是隐私独特价值的核心。
2）在衡量加强隐私保护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到，技术的发展已经在全社会范围内对隐私造成了更大的威胁。修改法律以适应新技术的发展是恰当的，也是常见的。99 这是因为法律规则的制定，都隐含了对外在环境的背景性假定，而当现实环境发生变化，背景假设不再成立的时候，现有的法律就可能无法达到其最初目标。如果我们在新技术面前依然固守既定规则，那么在自由和秩序之间的既有均势就可能被打破。例如，关于隐私，法律之所以没有保护某些私人行为或领域，是因为人们想象不到会有什么能威胁到它们。尽管法律允许介入这些私人领域，但是由于介入在事实上很罕见，因此法律也并未惹起对隐私太大的侵扰。正是我们技术上的落后，保护了隐私免受更广泛的侵犯。但如果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侵扰更加方便，从而对隐私造成了新的威胁，那么为了保证旧规则的目的不至落空，我们也许将不得不修改规则，。
凯洛诉合众国案（Kyllo v.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凯洛案）100，是上一审判期内有关隐私的另一个判例，该判例极佳地展现了法律规则是如何适应新技术的变化的——特别是适应最高法院所称的“压缩了原有隐私领地的技术的力量。”101 凯洛案涉及到警方在毒品调查中使用“热量成像（thermal-imaging）”装置，在室外将该装置指向某栋房屋，就可以探测该房屋所散发的相对热量。在凯洛案中，警方在街道上将一个热量探测仪指向一栋私人住宅，探测结果显示，屋内在使用卤灯（halid light）培育大麻。本案的
宪法问题是：使用该装置是否构成
宪法第四修正案所称的“搜查”？
最高法院承认，传统上讲，视觉观察不构成“搜查”，但同时强调说，在传统上，人们对“他们房间内部”享有合理的隐私预期。在“旧有”技术条件下，两个概念并不冲突，但是“技术进步”使得“普通的感官被技术性增强了”，这样，冲突便随之产生。在凯洛案中，最高法院推论说，使用这种探测装置构成“搜查”，而从相同位置没有“技术性增强”的观察则仍然不构成“搜查”。
如果从这一（对隐私的）最低预期中撤回保护，那么将使得警方的技术可以侵蚀被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隐私。我们认为，用感知强化技术获取任何房屋内部的信息，倘若除此之外只有通过实体“侵入
宪法保护的区域”才能获取，则使用这种技术采集信息便构成一种搜查——至少如果该技术不是用于普遍的公共目的（即本案的情况），则就是如此。这样，保护隐私不受政府侵扰的程度，就可以达到第四修正案通过时的标准。102
技术发展对隐私产生了新的威胁，这也应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影响法律规则，鼓励对控制言论和隐私平衡的规则进行重新审视。新技术使得外人介入私人事务更加容易（例如，可以轻易窃听电话，偷听卧室交谈，或者黑客侵入电子存储信息），也便利了制作永久性电子记录，并加强了从分散来源收集个人信息的能力，这样，保护隐私的法律变得更加重要了。与此同时，通过广泛散播私人材料，媒体更有潜力造成更重大的损害，而互联网和电子邮件这样的新媒体技术也可能对隐私造成新的威胁。103 简而言之，面对新技术，继续对媒体不加限制，可能导致对隐私的重大伤害。104 完全可能的是，在将来，技术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将产生更好的方法，既推动通讯，也同时保护隐私——例如，通过提高加密技术，——但是就目前而言，保护隐私的重要方法，就是由法律划定界限，规定哪些介入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
3）基于
宪法争议所产生的当代社会和文化语境，也可以证明在这些争议中，应当更侧重于保护隐私。正如法律规则都基于一些关于技术的背景性假定一样，这些规则也同样通常基于关于社会条件、行为和态度的假定。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对法律规则也可能需要重新考虑。社会和文化因素，经常与新技术一道，已使隐私比以前更脆弱——并且，我认为，比现在的新闻界更脆弱——这显示，当把隐私和媒体特权相权衡的时候，我们应尽更大的努力在法律上加强对隐私的保护。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当前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将继续扩大政府已很强大的收集信息和监管行为的权力。雇主已经成了广泛的信息收集者和监管者。在法律上，以及在文化上，“知情权”的意识更强了。在过去几十年里，诉讼在我们社会中扮演的地位日益重要，这创造了一个新的和极有力的引擎，来推动发现私人信息。而“丑闻政治”和“政治的犯罪化”的发展，催生出了强大的调查机器，并推动主流社会更加关注公众人物的私人劣迹，以及被调查冲击捕捉到的小人物的生活。我曾在别处提及美国文化的“奥普拉化（Oprahfication）”，105 这是指，美国人尽管总还努力维护自己的隐私，并支持用法律加以保护，但却变得乐于窥探他人隐私，并心安理得，不以为耻，而社会文化也允许和纵容对他人私生活指指点点。随着私密更随便地成为公众谈论的话题，以及随着我们期望了解更多关于他人的隐私，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文化界限已经不明了。
媒体本身已经被美国人更主流的趣味所改变，又反过来成为摧毁隐私的更强大的文化力量。106 常常有人注意到，“娱乐性”在主导着如今的新闻报道，107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新闻报道已在逐渐瓦解公私之间的界线。主流媒体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到了评头论足、飞短流长、以及报道名人和普通人的私生活上。尽管我们对自己的隐私会细心呵护，并支持以法律加以保护，但这些更广泛的文化力量，连同新技术，展示了对隐私新的更严重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