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耶说道，培育私人言论的利益，本身是一个关于表达自由体系的“
宪法利益”，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障。布雷耶援引自己在以前判决中的独立意见，把第一修正案的目的用肯定性措辞加以描述，例如“鼓励……公开讨论”，而不是只是禁止政府限制言论。63 布雷耶说，同样，在巴尼奇案中存在“相互竞争的
宪法利益”，64 而且这些竞争性
宪法利益与言论自由本身有关。相对而言，大法官斯蒂文斯则回避说在隐私一侧的利益是否本身有“
宪法”维度，而只是说“在
宪法计算的两侧都有重要的利益要考虑”。65 大法官布雷耶本人也回避了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他承认隐私权益既包括“免干扰权”，也包括“培育私人言论的……利益”，但他只把隐私和言论有关的方面标为
宪法利益，并将其分析侧重在这一和言论有关的方面——这样，如果“天平的另一侧”只存在隐私的非言论方面，那么他将如何衡量，则并不清楚。”66
由于大法官布雷耶在两端看到了“相互竞争的
宪法利益”，因此他推论道，最高法院不应适用“严格审查”。相反，他运用了更富弹性并具多种因素的方法，给隐私保护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我要问的是，这些法规在其言论限制（speech-restricting）和言论促进（speech-enhancing）的结果之间是否取得了合理的平衡。具体而言，我们需要考察这些法律相应的隐私和有关言论方面的收益，考察这些收益的种类、重要性、程度，以及为获取这些收益而进行言论限制的必要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判断这些法律对言论的限制是否是不适度的。67
布雷耶随后解释说，为什么此处的法规“增进了私人言论，”68 防止了对隐私的“严重侵害”，69 并且“类似于规定说，发表从私人卧室中窃得的信息须负赔偿责任”。70 因此，布雷耶推论道，“概括而言，尽管该法直接限制了言论，但是基于这些隐私以及和言论有关的目标的重要性，联邦
宪法必须宽容这类法律。”71 这一推论的措辞直接（并大概刻意）针对斯蒂文斯大法官的说法：“概括而言，‘政府若对发表真实信息进行处罚，则很难是合宪的。’”72
然而，大法官布雷耶和奥康纳最终还是支持媒体胜诉，但他们只是采用了最窄的立论基础，而且明确支持立法者有权采取重大步骤来保护隐私不受媒体侵犯。对大法官布雷耶而言，媒体之所以赢了这桩案子，有两个原因。首先，正如大法官斯蒂文斯也强调过的那样，播放者没有牵连进非法窃听之中。然而，布雷耶建议采用比斯蒂文斯更窄的方法，暗示说在巴尼奇案中，假如国会规定不得“接受”非法窃听的磁带，那么国会原本可以规制到媒体。73
第二，大法官布雷耶说，“所发布的信息涉及了非同寻常的公众关注问题，即威胁对他人造成潜在的肢体伤害。”74 这一个定则比大法官斯蒂文斯的要窄得多。斯蒂文斯凭借概括的“公众关注”基本原理来胜过隐私权益，而布雷耶则强调本案中的公众关注是“非同寻常”和“特别”的，牵涉到“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因为一个被窃听的说话人说要“扫平……门廊”，并要“对那些家伙干点什么。”75 虽说人们可以质疑，这些说法是否应被解释为一个真正而持续的威胁，76 但是此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大法官斯蒂文斯一点儿也没有提到过“非同寻常”和“特别”的公共安全原理，77 相反，他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以下事实上，即被窃听的电话涉及到一个“公共问题”——“对教师薪酬问题的数月谈判……无疑是一个公众关注的问题，而被上诉人显然正参与着对该问题的辩论。”78 一而再，再而三，大法官斯蒂文斯使用不加修饰的“公众关注”一词，而从没有说：只有在涉及“非同寻常”或“特别”类型的公众关注时，披露非法窃听的信息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相比而言，大法官布雷耶明确声称，没有“一个‘公共利益’例外可以吞噬法律保护隐私的一般规则。”79 “此处”，布雷耶说，“谈话者的合法隐私预期异常低，而且公众抗衡这些预期的利益异常高……我之所以强调我们所面对的特定情况，是因为在我看来，
宪法允许立法者灵活反应，以应对未来技术可能在基本个人隐私上对个人利益提出的挑战。”80
大法官布雷耶的方法具有隐私保护的性质，这也反映在他对待以下事实的态度上，即说话人——公共雇员工会的官员——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布雷耶把这当作一个额外的（尽管并不必然是独立的）因素来分析，他把谈话人界定为“有限公众人物，因为他们自愿从事公共争议事务。”81 但是，比较而言，大法官斯蒂文斯断然声称，“参与公众事物的代价之一，就是随之失去隐私”，82 而大法官布雷耶却声称，公共参与可能只导致“公众监督有些增大以及……隐私权益减少。”83
大法官布雷耶然后明确认为，“
宪法（并未）要求任何人——包括公众人物——完全放弃私人通讯权。”84 而且他接着引用一些下级法院的案例和权威著作，支持保护公众人物的隐私——强调说（在各个案例和著作之后都特别加以括号注明），公开某些私人事务，即使涉及某位“著名”人物，或者存在“公共利益”，也并不见得会牵涉到“合法公众关注。”85 区别“公众关注”（斯蒂文斯的用语）和“合法公众关注”（布雷耶的用语 86），极大限制了媒体的回旋余地。这澄清了，并不能只因为公众对某事感兴趣，就可以将该事公之于众。必须要作出一个规范性判断，该判断限制了可能的“公众关注”概念的范围。公众关注假若侵入他人隐私过远，那就不是“合法的”。
大法官布雷耶在其简短意见中，并未阐明如何确定一个问题涉及“合法”和“非同寻常”公众关注。他说，在本案中，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就属于这个范畴，而且他将此与两个下级法院案件中的“真正私人事物”相区别，这两个案子分别涉及“性关系录像带”和某些关于离婚的个人信息。但是，他的“真正私人事物”的概念似乎和“非同寻常”的公众关注相距十万八千里，因此布雷耶的界限和标准仍然不确定。尽管如此，布雷耶要求，必须要有既“合法”又“非同寻常”的公众关注，媒体才能主张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在本案语境下，这一要求对隐私的保护甚大。
因此，大法官布雷耶和大法官斯蒂文斯的立场相去甚远，后者拒绝回答：“在何种情况下，政府可以禁止如实报道和公共事务无关的私人事务，而又不违反
宪法？”87 并“拒绝明确回答：对如实发表进行处罚，究竟是否还可能符合第一修正案？”88 而前者则清楚表明，为了保护隐私，可以对如实发表进行处罚。89
大法官布雷耶和奥康纳没有走得象异议法官那样远。异议法官们适用“中度审查”，把原始窃听的不法性看作是决定因素。90 异议者没有考虑在这一语境下窃听信息可能包含着“公众关注”信息，也没有考虑公众关注是普通的还是“非同寻常”的。他们把“公众关注”看作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概念，最高法院甚至不想界定它。”91 在其意见的最重要的段落里，异议法官们所信奉的保护隐私的方法，无疑比布雷耶方法的多因素复杂性要宽泛得多：
播出当事人不情愿播出的私人谈话，不应受到
宪法保护。即使通讯涉及公众人物或有关公共事务，谈话也是私人性的，值得保护。尽管公众人物可能会在某些领域放弃私生活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也并不应意味着，他们也放弃了他们无需担心被有意窃听和故意披露的私人交谈权。92
斯蒂文斯和布雷耶的观点加在一起，在某些方面推进了先例判决，将第一修正案豁免扩展到信息为非法获得的情况。但是，布雷耶和伦奎斯特的观点加在一起，又在若干其他方面压缩和限制了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最明显的在于急剧限制了媒体侵犯隐私的“公众关注”原理。总体而言，参照协同意见和异议意见，我们可以看出，五名大法官似乎非常愿意限制言论以保护隐私。
三、
在我看来，这种对隐私保护的更广泛容纳是理所应当的。在那些涉及隐私和言论冲突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应当更加侧重于保护隐私。这一结论，不仅反映了隐私的重要性，而且也考虑到了新技术对隐私的威胁，以及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隐私变得比言论更加脆弱。而归根到底，这也是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大体上是一种涉及公共领域的自由。
1）隐私（此处是指控制以及避免披露关于自身的某些事务的能力）所服务的价值有很多，并可以用不同方式加以表述，其中前人已经探讨过的有：免受干扰的需要、推动人格发展、发展爱和友谊的信任关系、避免强求一律、鼓励创新、维持斯文礼仪、允许不服从毁誉参半的法律、减少对人的不公平和不具体的判断、让人埋葬过去、维护人的尊严、维持个人主义、发展自由和多元社会，等等。93 隐私同时还促进完善表达自由的体系，因为倘若人们有信心控制自己言论的传播范围，那就更可能会大胆直言、无所顾忌。相反，如果担心消息走漏，担心被公众曝光，担心自己的话成为闲言碎语的焦点，担心私密行为被公众审视，担心因自己的话而被惩罚或指责——所有这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压抑言论，因此，为了交流，以法律来保护一片隐私的领域就极为重要。保护私人交流远非对言论的威胁，而是建构表达自由体系的核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