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观念既不合理不适当，那就应有更新替代。作为对传统的权利义务观的更新，童先生提出了一种法权观。法权观的要点在于：第一，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哲学方法论；第二，确认以权利和权力为主的各种“权”为法现象世界中最基本的现象，对它们作尽可能深入的研究，搞清它们与非法定权利或权力以及与利益、财产的确切联系，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和它们各自内部的关系；第三，在两个层次上从权利和权力中抽象出它们共同的本质属性，用一个词来标志这个权利和权力统一体并记录其两层次的内在属性，即法定社会整体利益和归属已定之全部财产，形成法权概念；第四，以法权概念为起点，向具体概念上升，形成以法权概念为核心范畴，以权利、权力、剩余权、总体权、义务和法等六个概念为拱卫的基本范畴群，从而构成法学完整的范畴体系；第五，运用新的范畴体系尤其是其中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从权利和权力两者间对立统一、权利和权力各自内部对立统一，相互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彼此作用、相互协调、相互转化的角度解释全部法现象，最终形成既能够对法律现实进行深入理论阐释，又具有实证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完整理论体系。（第249－250页）而法权观的“真正特点，是突出了权力的地位。”（“自序”第13页）就我个人的有限理解来看，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我们周遭的社会生活中，确实发生了许多因权力而导致的恶性事件如孙志刚事件等，于是大家众口一词：权力应受限制。但在这种批判中，很少有人对权力进行真正的研究。在我个人看来，权力只谈限制是不行的，而应该谈规范。规范权力有两层含义，一是赋予权力，二是限制权力。只有赋予国家机关必要的权力，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人们的幸福。童之伟先生在《法权与宪政》一书中所引用的德国政治家、大法学家赫尔佐克的观点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国家（从法学的角度看等同于权力，国家这个政治实体的法律表现就是权力——童之伟）曾给数不清的人带来了苦难和毁灭。但它也为数不清的人的生活和富裕提供了保障，而如果没有它，人类在历史上那种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有条不紊的发展，便是不可能的”；“国家同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一样具有两面性。它同人自身一样具有两重性。但是，为它的那些好的方面去奋斗、去工作，是很值得的。”（“自序”第13页）也只有限制权力，才能使权利避免受到权力的侵犯。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二者的统一体，就是规范权力，即用法律来规范权力。
法权观虽突出权力的地位，但也并未否认权利的地位。实际上，在童先生看来，法权即是权利权力的统一体。换句话说，法权既包括权利，又包括权力；既包含基本的“权”（这主要是宪法学所探讨的），又包含具体的“权”（这主要是其他部门法学所探讨的）。对此，我是深表赞同的。但童先生进一步提出：“法权是宪法学新体系最适当的核心范畴。”对此论断我就不太赞同了。我认为“法权”这个的概念可以作为法理学新体系最适当的核心范畴，但不宜适用于宪法学。宪法学毕竟不同于法理学（法理学的综合性较强，能综合探讨基本的“权”和具体的“权”），因而宪法学的核心范畴也应当不同于法理学的核心范畴。如能通用就表明法权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范畴了，而这又反过来表明法权不能充当任何一个学科的核心范畴，我想若如是就与童先生的初衷相违背了。对于宪法学新体系，我认为其最适当的核心范畴似乎可确定为“宪权”。只有确定为“宪权”，才可以明确是
宪法确定的一些基本的“权”，从而与其他法确定具体的“权”相区别。当然，这有待进一步论证；而且，“宪权”的提出也是深受了童先生的“法权”的启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