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作为侦查权的组成部分，侦查监督权的性质和侦查权是一致的，其实质是对犯罪责任的国家追究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完全有别于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人大监督以及纪检监督、监察监督等等：侦查监督基于本来就享有的侦查权，而
刑事诉讼法对侦查任务作进一步的分解后，检察机关保留了对这部分侦查的最终责任，和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人大监督相比，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实际上属于侦查权，除了理论界所公认的法律监督机关的专门性、强制性、权威性之外，具有侦查权的所有赋性，并且没有超出侦查权。
可以看出，侦查监督的目的与侦查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查清犯罪事实、收集犯罪证据。
侦查监督目的和任务：
1、确保侦查工作的质量，提高侦查水平，查清全部犯罪事实，收集充分的犯罪证据，保证刑事案件的质量，保证打击犯罪的力度；
2、确保侦查工作的效率，及时、高效地开展侦查，缩短侦查时间，保证打击犯罪的及时性；
3、确保侦查工作的合法性，严格依法办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提高侦查水平、保证侦查质量是侦查监督工作的核心，是侦查监督工作的首要任务，只有查清了全部犯罪事实、收集到充分的犯罪证据，才能有力地打击犯罪；提高侦查效率是次要任务，必须以保证案件质量为前提。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提高侦查效率，及时侦结案件、交付审判，也是提高打击力度的重要内容；侦查工作严格依法进行，是保证侦查工作质量的内在要求，是侦查工作不走弯路、不伤及无辜以及提高打击的准确性的基础，相对于侦查监督的质量和效率来说，是侦查监督的最低要求。
那种认为侦查监督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侦查工作合法进行的认识，没有认识到检察机关是打击犯罪的主要责任机关，进而也是刑事侦查的主要责任机关，放弃了对质量和效率的监督，是本末倒置的。当然，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提出了引导侦查的观点，但在没有完全确立侦查监督的基础理论的情况下，争议的存在是在所难免的，实践中的困惑也是必然的。
四、侦查监督制度的立法完善
完善侦查监督制度的立法，必须将上述侦查监督理论反映到
刑事诉讼法规定中：
（一）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所有刑事案件的侦查负责
这是检察机关实施侦查监督的基础，由于现行
刑事诉讼法没有体现这一点，使侦查监督成了空中楼阁，同时也使关于侦查监督的法律规定支离破碎，不具体、不全面、没有系统性。
这一修改主要涉及
刑事诉讼法第
三条，即：“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的规定，应修改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拘留、逮捕、公安机关负责的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执行……”
这样修改的意义在于：
1、突出了检察机关对所有刑事案件的侦查的责任，既包括现行
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由人民检察院负责”的内容，又包含了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的监督职责。这一条是刑事诉讼的原则性规定，不宜规定过多的具体工作内容，但必须将刑事诉讼的具体规定包含在内，而成为其它规定的根据。
现行规定中，关于“检察……由人民检察院负责”的规定，由于和批准逮捕、侦查、提起公诉并列，从字面上理解，不是指这些工作，但是，实际上这些均是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检察权和批准逮捕权、侦查权、公诉权是从属关系，不应并列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中，“检察”一词还包括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的内容，这是该条款列举检察权的原因，经过上述修改，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的内容，已包含在“检察机关对侦查和提起公诉负责”的规定之中（关于审判监督的性质和依据，后文将述及），避免了
刑事诉讼法条文的逻辑错误。
2、“预审”是侦查的一个环节，不应和侦查并列规定，随着“侦审”合一的侦查工作改革，部分公安机关实际上已经取消了预审制度，这一规定应该从
刑事诉讼法第
三条中删去。同时应删去第九十条，其内容已包括在侦查终结的规定之中。
（二）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的立案、撤消案件和侦查终结，由检察机关决定（或批准）
由于公安机关虽然承担了这些案件的侦查任务，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仍负有最终责任，并且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负有监督职责，立案、撤消案件、侦查终结是侦查工作启动和结束的标志，也是侦查监督工作赖以进行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证明，检察机关不掌握公安机关的立案、撤消案件、侦查终结等活动以及侦查进展情况，是造成侦查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
检察机关决定（或批准）刑事案件的立案、撤消和侦查终结，是基于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维护刑事法律、打击犯罪的责任，符合
宪法的规定，同时，也便于对所有的刑事侦查活动及时进行监督，将所有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刑事侦查的全过程纳入侦查监督的范围，彻底改变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模式进行监督的被动局面。
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并不完全享有刑事立案、撤消案件、侦查终结的最终决定权，明确规定由检察机关决定或批准，只是将之进一步明文化了。
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立案是公安机关的权力，但同时又规定检察机关有立案监督权，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以及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并监督公安机关违法撤消案件的行为，使公安机关的立案、撤消案件活动受检察机关的强制性监督的约束，而没有终局性效力；公安机关的侦查终结决定，也可因检察机关要求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退回补充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而不能真正终结侦查，往往在作出侦查终结决定后，仍然有可能进行大量的侦查活动。
根据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标准，是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标准，则是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由于“应当做到”和“认为”两种不同的文字表述，以及审判机关作出有罪判决的条件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人得出了三个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认为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高于提起公诉，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又高于侦查终结。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具体的案件来说，如果侦查终结完全达到了法律要求的标准，那么一定能够起诉，而且一定能够作出判决，可以说“三个标准”实际上是同一个含义：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侦查终结是公安机关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时候作出的，审判机关作出有罪判决，也是在“本院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时候。如果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三个阶段的证明标准也有一些不同，侦查终结要求犯罪事实清楚，提起公诉要求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清楚，作出有罪判决要求案件事实清楚。犯罪事实清楚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清楚是明显不同的，犯罪事实清楚，指侦查终结时，同一案件中的所有可能构成犯罪的嫌疑人的犯罪事实都应当清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清楚，指对某一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时，此人的犯罪事实应当清楚，同时也就意味着，在部分同案嫌疑犯的犯罪事实确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对已经查清了犯罪事实的那些犯罪嫌疑人可以提起公诉；作出有罪判决的条件，是案件事实清楚，这里仅针对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刑事案件，实际上也就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即被告人）的案件事实（亦即犯罪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