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代理人必须在代理权限内实施代理行为，在代理权限内有独立进行意思表示的权利。[3]民主宪政国家中，议会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其制定的法律就是一种社会契约。而要实践契约就必须委托相关主体进行，所以国家就有了执行机关（代理人）。代理人（政府机关）只能在代理权限（法律授权范围）内实施代理行为。公共财政中的税收问题也是如此：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议会制定相关的税收法律，市民按特定的方法缴纳税款，政府机关作为市民间接（通过议会）委托的代理人，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拥有自由裁量权来为市民提供公共产品，议会将公共财政中的部分税款划出，作为“代理费”用于支付政府机关的运作费用以及其工作人员的薪金。
　　
　　税收代理关系说下，政府如果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尽了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市民就应当接受相应的法律后果。但如果代理人（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恶意地违背法律行事，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
　　
　　此外，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认为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也显然是违背事实的。至少法律上规定，政府机关作为执法者是不得从事营利行为的。所以，政府不可能成为私法意义上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只能是社会公众的“代理人”。现实生活中，各种公共设施、设备、服务也都是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具体交由相关市场主体进行的，政府本身不可能生产公共产品。
　　
　　综上所述，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在公共财政领域不仅适用面狭窄，而且不顾国家的形成本质和权力来源，将国家和市民的关系割裂，使两者成为陌然的交易主体。它不考虑国家区别于一般市场主体的特殊性，且讨论的只是宏观层面上的理论问题。即它忽略了单独市民的需求差异性，而把所有市民统一为一个主体，再来谈国家与市民的债权债务关系，显然有些形而上的味道。而公共财政的税收代理关系说则不同。它不仅尊重权力的形成和权利的行使原理，且有利于相关制度的合理性解释；相对于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其更符合民主宪政中人民权利本位的精神。所以，税收代理关系说应当成为我们理论界倡导的新兴学说，进而指导财政和税收实践的健康发展。
　　
【注释】吴政，北京大学法学院04级法律硕士。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9－10页。
洪艳梅：《从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看我国财政改革》，载《市场周刊·管理探索》，2005年6月刊，第87页。
]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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