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公共财政运行的法理支撑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做如下的分析。在社会产品分类上，根据产品提供需要的生产投入规模不同，我们可以把社会产品分为一般商业主体能提供的产品（市场产品）和政府集中强大的财力提供的产品（公共产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其实是一种代理义务。众所周知，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是现实存在的，但是单凭市场的力量又提供不了。所以，人们就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一种社会契约），每个人按自己将来可能享受的公共产品的多少，缴纳给国家一定数额的对价（税款），并授权特定的主体（征税主体）来代理这种对价的收缴（征税）。这就是公共财政税收收入的形成剖析。
国家是实质意义上的公共产品获取的代理人，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是形式意义上的代理人。代理人遵循市民的意思进行代理活动，它收取了市民缴纳的税款，就是接受了市民购买公共产品的委托。代理人应尽的是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其应该严格遵守既定的程序和规范（如《
政府采购法》、《
招标投标法》等）为市民获取公共产品。由于政府机关和其工作人员是市民的代理主体，所以委托人对其工作状况和进度就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但如果适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由于国家是作为相对于市民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因此对其产品的生产和提供，市民一般只能通过时候的违约追究进行制衡，最多也是基于政府的预期违约或根本违约而解除合同（但这似乎不具有先例）。加之政府的行政优越性，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市民往往陷入被动的局面。
与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相比，税收代理关系说更切合国家财政运行的现实。市民缴纳的税款，国家除了用于公共产品的购买外，还要支付庞大的行政系统运作的费用（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即“代理费”。如果适用税收债权债务说，公共产品的购买支出固然可以解释成为成本费用，然而维持行政系统运作的费用以及其工作人员的工资尤其是奖金，类比私法原理，我们难道可以将其解释成为“利润”？这显然有违国家的形成原因、职能和运行宗旨，也有违公共财政的“非盈利性”。税收代理关系说在尊重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始终坚持人民大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通过自己的代议机关“发言”和“决策”。政府机关只是议会选出的“代理人”，间接代理人们获取公共产品的相关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