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与李斯之死
林来梵
【全文】
这两人在吾人心目中的形象，一定有云泥之别，但都是慷慨赴死的古人，而且其慷慨赴死的行为还具有可阐发的意义。
说到慷慨赴死，最令人欣赏并为之掬一把泪的，我觉得是那位在临刑前索弹《广陵散》的文人——嵇康。一个临刑东市的书生，居然泰然处之，神气不变，索琴奏《广陵》，曲终后叹曰：“《广陵散》于今绝矣！”这等风骨，即是我中华文化中“死的美学”之典范——一种并非我当年留学的东瀛日本国所独有的“精神文明”。这是我十多年前跟日本友人争论的一个话题，在此按下不表。
在此要说的是苏格拉底和李斯的慷慨赴死及其“意义”。苏格拉底拒绝越狱、领受毒酒、慷慨赴死的故事，许多人津津乐道，以致越说越玄，那其实都是对意义的理解。在吾人看来，这些理解固然不可全然无视，但最重要的倒是，苏格拉底对自己选择死亡之理由的实证论述，更值得吟味。在他看来，公民与法律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关系，作雅典的公民，就必须接受和尊重雅典的法律，如果对雅典的法律不满，则完全可以选择离开雅典迁往其他城邦；而他自己至今生活在雅典，并接受了这次的审判，这就意味着没有解除这一契约，为此理当接受审判的结果。
苏格拉底在死前跟自己的弟子们滔滔不绝地讨论这些问题，提出了很多今日仍有意义的概念，比如这公民与法律的契约之说，实际上就阐发了合法正义的一种可以论证的观念性理由。与“死的美学”不同，他的慷慨赴死虽然不失现代“行为艺术”的气韵，但更倾向于实践了一种“死的哲学”。当然，这种“死的哲学”也是相当高迈的，比如根据他的论述，支撑公民与法律之间的那种契约关系、并进而支撑了合法正义之具体正当依据的，乃是公民的迁徙自由——即可以因为不满自己所在国（城邦）的法律而自由地“用脚”去解除契约。这在当时的希腊估计是可行的，但在近代之后则需要
宪法的保障了。吾人知道，这项权利，在我国现行
宪法上还没有规定呢。所以，我曾想过，要论述迁徙自由的重要意义，不妨也可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但无论如何，这位伟大的哲人，主要还是以慷慨赴死的行为，实践了合法正义的精神，为后世提供了如何对待实定法的一种哲学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