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社会现实的要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新事物不断涌现，新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出现，在农村出现了“红眼病”。所谓“红眼病”是指承包果园、鱼塘、林木等经济作物的人富裕了，出现了一些非承包人要求变更合同，发包人借口撕毁合同的现象。在城市，个体工商户发展了，钱多了，怕露富，怕国家政策改变，就把人民币藏在家里，有的失火被烧掉了，有人就把钱埋在地下。在国有企业方面，实行多种经济责任制，奖金制，有了企业利益和职工个人利益，于是出现了新厂长不承担旧厂长在任期间工厂所欠债务的现象。在公司改制中，分公司与总公司的主体地位模糊，责任不清。在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横向经济联合中，农村出现了各种经济联合体；城市出现了合作经济（实质是合伙）和多种联营形式。后来又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公司、企业集团。一些联营组织盈利大家分，亏损就散伙，债务无人承担。还有的搞“挂靠经营”，以集体经济之名，经营个体经济之实等等。
以上问题概括起来，一是多种经济形式发展，人们对改革开放政策理解不同，难以确保改革的成果。二是经济组织复杂多样，民事主体地位不清，责任不明。当时有的外国人明确提出，中国没有民法，到中国投资没有法律保障。从立法上看，突出的是缺少民法总则和物权方面的规定。
三是司法实践的要求。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民事权利意识增强，新的矛盾出现了，到法院打官司的多了，不少新问题无法可依，法院难以及时裁决。例如，《
经济合同法》虽然用了法人概念，但是法人的条件不清楚，法人和法人的代表人、代理人的责任界限不明确。合伙性质的联营亏损了，合伙人理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没有法律根据。某地有个合伙组织因为亏损解散了，债务无人承担，其中有个合伙人有一辆汽车，法院不知是否能够扣押，用来偿还合伙债务。实践中有17岁的未成年人当经理，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也发生了。随着个体工商业的发展，私人之间的借款增多了，个别地方出现了私人钱庄，利息很高，合法利息与非法利息的界限怎么划？有的个体工商户雇用的工人劳动中发生了人身伤害，雇员执行职务中造成第三人伤害，应当由雇主还是由受雇人承担责任，是个难题。从司法实践看，尽快健全民事立法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以上三点说明，《
民法通则》出台是我们国家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二、《
民法通则》起草工作的民主与集中
《
民法通则》全部起草过程都体现了民主和集中有机地结合，用彭真委员长当时的讲话说：高度民主，高度集中。《
民法通则》起草工作的民主，突出体现在第一次正式开创了立法机关、实务部门和专家相结合的立法先例。１９８５年７月份正式开始由有立法机关、实务部门和专家参加的起草工作。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法律工作委员会在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召开了有１８０多人参加的全国性的
民法通则草案座谈会，在１２月４日座谈会开始的大会上，彭真委员长讲，立法要采取立法机关、实务部门和专家相结合的方法，把立法机关与实务部门的同志和专家一起请来，这是第一次。彭真委员长还说，这是他提议的，是和中央的同志商量过的，过去没有形成制度，从这次起要成为制度。在起草过程中，《
民法通则》草案曾先后印发中央和地方各部门、法律院校和法学研究机构，广泛征求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