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对法律制定依据的表述是不同的，没有明文规定“根据
宪法的”法律的合宪性判断是理论上值得探讨的问题。写不写“根据
宪法”，实质上法律是立法机关根据
宪法制定的，否则法律不会发生效力。那么，为什么出现有的法律写“根据”，有的法律不写“根据”的现象呢？可能的一种解释是，立法者也许不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问题。也就是说，“根据
宪法”是无庸置疑的共识和前提，是一种事实状态，无须进行价值上的判断。一切法律、法规必须与
宪法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无论法律中是否写明“根据
宪法”，这部法律都应该是依据
宪法制定的。
作者认为，在基本法律上写不写“根据
宪法”并不只是形式问题，也难于通过推定原则来判断。从
宪法与基本法律关系看，立法者必须确立一个原则，即哪些法律的制定必须明文规定“根据
宪法”，哪些法律是可以不规定，或者哪些是属于立法者任意选择的立法政策或立法技术。从目前全国人大和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看，似乎看不出有严格的立法规则或规律，至少在立法技术上是需要规范的。如“依据”和“根据”需要统一，“根据
宪法”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尽管从文义上“依据”和“根据”是可以互释，立法机关分别使用这两个词，虽并非刻意的选择，但也可能给公众带来不必要的误解。“根据
宪法”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表述虽一般不会出现误解，但至少立法技术上是不严谨的。
（二）《物权法》的“
宪法根据”问题
1986年制定的《
民法通则》第
1条立法目的中规定：“-----根据
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物权法》草案第1条规定：“为明确物的归属，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制定本法”。从第1条中我们看到，《物权法》并没有明确写“根据
宪法制定本法”。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在法律条文中写不写“根据
宪法”，并不实质上必然影响法律本身的合宪性基础。但在
宪法文本和解释学上，却存在着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写“根据
宪法”有可能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作为基本法律的《物权法》当然要根据
宪法，没有必要特别地宣明其立法依据；二是立法上的疏忽，没有特别仔细地思考立法依据的表述问题；三是基于
宪法和民法上不同原理的特殊考虑，认为作为私法的《物权法》没有必要写“根据
宪法”，以回避因“公法介入私法”而可能出现的争议。我国民法学界的有些学者认为，民法是对市场交易规则的确认，民法的制定实际上是国家“认可”业已形成习惯，而这种习惯与
宪法本身的存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民法的制定是立法机关“认可”规则，而不是“创制”规则。创制规则时才有选择“根据”的问题，认可规则只须遵循业已存在的私法原理就可以。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而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根本法”，是以个人自治为原则的，规定私法规则的法律，没有必要以公法的规则为基础。
宪法规定的内容恰恰是公法规则，不写“根据
宪法”可以满足民法保持其“私法”品格的需求。
作者认为，从《物权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性质、功能与社会效果来看，在《物权法》第1条中明确写“根据
宪法”是必要的，其理由在于：
（1）作为基本法律，在立法目的上明确写“根据
宪法”是其法律性质的要求；（2）有利于全面地表述《物权法》的基本价值，有利于从整个法律体系的角度理解《物权法》的性质；（3）有利于从
宪法秩序的角度评价《物权法》存在的社会价值与功能。[6]《物权法》是私法，但它存在于
宪法秩序之下，受宪法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物权法》第1条的“两个维护”目的实际上明确了《物权法》应承担的某种“公法”功能。（4）有利于揭示
宪法变迁与民法发展之间的关系。从《物权法》草案制定的环境与基本条件看，没有
宪法确认的市场经济制度、没有宪法对私有财产权地位的充分肯定，没有
宪法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确认，《物权法》的制定也会失去必要的社会基础。应当承认，2004年的
宪法修改对《物权法》的制定提供了理念支持与良好的社会环境。当宪法规范不承认个人的私人财产权，不保护私人财产权的环境下，仅仅依靠《物权法》是不能承担保护私有财产权功能的。从法律位阶上，《物权法》再重要，也不能改变其作为
宪法下位法的地位。只有在统一的
宪法秩序之下才能发挥《物权法》的作用。另外，在我国市场交易规则是在宪法之下形成的，如果没有
宪法确立市场经济以及相关的分配制度，不可能自发形成民事交易与分配的习惯规则。所以，《物权法》的制定，表面上看是对业已形成的市场规则的“认可”，但实际上是受
宪法秩序的约束。在作者看来，强调
宪法秩序对《物权法》的价值制约，并不影响民法体系的自治性质，强化其制度的现实功能，扩大其利益的调整基础。如所有权等物权上的权利，不能完全脱离
宪法的原则，
宪法的原则应渗透于所有权的结构之中。因此，客观上并不存在纯粹的“私法”领域。某种意义上，在宪政关怀下的《物权法》才能扮演传统《物权法》所没有的社会角色，起到整合社会力量，保障财产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