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否违宪的判断需要考虑综合的因素，应从制定过程、通过程序和实施过程进行合理的评价。
作者认为，合宪性基础的判断虽表现为制定过程，但主要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进行的。也就是说，一部基本法律在制定过程、运行过程和具体实践中都受
宪法原则的控制，始终接受合宪性的经验。法律正式颁布以前的“合宪性”检验是在具体立法程序（审议程序、投票程序和通过程序等）中实现的，立法过程本身包含着合宪性判断，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判断。当没有出现具体的事实关系，没有形成具体的利益冲突时，对法律条文与宪法规范是否一致的判断是不确定的，其认识程度和解决程序存在客观上的局限性。因为违宪问题往往与具体当事人的利益有关，当出现对宪法规范认识上的歧义时，要求有权机关对涉及利益问题的“规范”的内涵进行解释。“当事人在产生
宪法争议的过程中，很容易提起违宪审查的请求”。[5]因此，对制定过程中的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基础进行判断时，个人所依据的标准和主张“违宪”的理由往往具有主观的随意性，很难作出客观的判断（形式和实质判断相统一），容易凭借对几个条文与
宪法不一致，或条文之间出现不协调为由，发现“违宪”或作出“违宪”的结论。
在
宪法与《物权法》的关系上，合宪性的控制主要表现在：（1）《物权法》是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不是由常务委员会制定，为什么？因为两者所体现的宪政基础是不一样的，250多名常务委员会委员对法律的判断和将近3000多名人大代表对法律进行判断的宪政基础是不一样的。（2）《物权法》草案向公众公布和讨论，本身体现了
宪法的民主精神。（3）根据
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进行
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而解释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追问合宪性基础的过程；（4）根据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常委会是
宪法监督机构，由它制定法律或进行解释活动本身就包含着合宪性判断；（5）法律案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其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的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物权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四次审议，原定2005年12月召开的常委会第19次会议将第5次审议修改后的草案，视情决定提请2006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表决。按照程序，进入全国人大审议程序后，“合宪性”基础是首先判断的问题。如果半数以上代表赞成，该法律案就成为法律，产生法律效力。这样，法律就获得了民主的基础，成为形式上具有合法基础的法律。根据《
立法法》的规定，法律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委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
三．如何理解《物权法》的“
宪法根据”？
（一） 我国法律对“
宪法根据”的表述
在我国，所有的法律、法规必须以
宪法为依据，不得同
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但以
宪法为基础时，规范的表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1）有的法律第1条并没有明确表述本法的
宪法依据，如《法院组织法》第1条、《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
拍卖法》、《
商业银行法》第
1条、《
票据法》等；（2）有的法律在本法的第1条中明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法-”，；（3）大部分法律的第
1条中明确规定“根据
宪法-----制定本法”。当然，在具体表述上，有的法律使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的法律使用“根据
宪法”；（4）有的法律在序言中规定
宪法依据，如《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序言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5）有的法律在 第
1条“立法目的”中规定：根据
宪法，制定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