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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讲，《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这本文集所辑录的文字，实际上是经由中国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的反思和批判，而指向一个更为深层的结构性背景——也就是我们置身于其间的这个作为整体的时代。我认为，在特定的意义上讲，我们置身于其间的这个时代大体上是一个我所谓的“知识规划时代”。这种“知识规划时代”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乃是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集体性”和“宰制性”，换言之，乃在于它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确定了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型构了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其生产出来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或者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者以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的。更为紧要的是，这种发展的趋向，还很可能会把我们引领至一个“反智”的时代。我们必须决然地拒绝这样一种趋向，否则我们将失去由理性支撑的合法性。因为在我看来，首先，在“知识规划”乃至“反智”的时代，以理性为支撑的道理将为人头数的多寡所取代，换言之，我们不再需要进行独立且自主的思考和反思，“集体”的实力、“大众”的数量和“主流”的势力将成为我们对事物看法的判准，成为我们有关何为正义的认识的判准，甚至还会成为真理本身。显而易见，这种趋向所透露出来的赤裸的权力斗争或简单的多数票决，在根本上意味着对智性之权威或合法性的否弃。其次，在“知识规划”乃至“反智”的时代，不论是对左的思想还是对右的思想的运用，不论是对保守主义还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效仿，都将一如既往地遮蔽或否定从中国当下立场出发对思想根据进行思想和追究的必要性和可欲性；在这里，思想已然不再含括对思想根据的思想，对社会秩序的功用选择完全取代了对社会秩序之性质或道德合法性的追问。于是，这种趋向所透露出来的集体性的计算和功利，在根本上讲，不仅意味着对个人德性生活的否弃，而且也意味着对德性之权威或合法性的否弃。
的确，在这样一种“知识规划”乃至“反智”的时代里，一种以个人性和自主性为依凭的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理想图景”的思考，是相当滑稽和可笑的。但是，我想强调指出的是，这种以个人性和自主性为依凭的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理想图景”的思考本身并不是滑稽和可笑的，只是当它面对一个不思想的社会的时候，它才会显得极为滑稽和可笑。因此，我相信，我所选择的这条“体制中的体制外”的小路，一定会在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理想图景”的思考——亦即对那条以各种主流形式构成的“大路”的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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