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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既不像美帝国主义那样强大，又没有像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样垮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对于批评者既没有像美国那样采取基本不关的政策，也没有像苏联那样采取统统杀头的政策。如果毛泽东也像斯大林那样，将梁漱溟、胡风、马寅初、孙冶方、顾准、卓迥、费孝通、钱伟长、钱端升、吴家麟、张光博等一大批批评过社会主义的学者以及邓小平、陈云、叶建英、李先念、胡耀帮、赵紫阳、万里等一大批批评过社会主义的干部全部杀光，中国的社会主义会有今天的局面吗？恐怕没有，恐怕已经垮台了。如果毛泽东对于上述批评过社会主义的学者和干部采取一个不关或者基本不关的政策，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又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美国有一个叫山格尔小姐的护士在三十年代批评了美帝国主义的人口政策，被美帝国主义关了六个月。马寅初在五十年代批评了社会主义的人口政策，被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关了二百四十个月。如果马寅初被关了六个月，而那位美国护士被关了二百四十个月，那么今天的中美关系又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如果那样的话，美国今天的人口可能有二十亿，温饱可能还是一个问题，敢对中国搞霸权主义吗？
所以我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要强大，不仅应当允许人民批评社会主义，而且要要求人民批评社会主义。如果全中国的人整天都去批评资本主义而置社会主义于不顾的话，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就令人担忧了。
九、关于法权
您和郭道晖都提到了法权问题。
《＜哥达纲领＞批判》的中文版中本来有“资产阶级法权”的说法⑤，后来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⑥了。
德文中的recht和拉丁文中的jus，含义是一样的，包含有规范和权利的意思，无论翻译为“法律”、“权利”，还是“法律权利”、“法权”等等，都不能全面、准确表达这个单词的含义。只有翻译为“礼”才能准确地、形象地、生动地表达这个单词的含义。（我在《法律层次论》和《世界法学七大奇观》中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既然“法权”是一个不准确的翻译词，既然它的基本含义不清楚，那么，无论郭道晖的“法权”主张，还是您对“郭道晖法权思想”的批判，都不可能是科学的。
十、关于民主集中制
您在批评郭道晖的文章中提到了民主集中制。这里，我想发表一点与您和郭道晖都不同的看法，请您批评指正。
我以为，民主本身已经包含了集中，民主从程序上看，是由“民议”与“集中”两大要
素构成的，这两大要素缺一不可。既然民主等于“民议”加“集中”，那么民主集中制就等
于“民议集中集中制”。显然多了一个集中。
现代生物学表明，一个人的性别基因中如果只有Ｘ染色体没有Ｙ染色体，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温柔的女性；一个人的性别基因中如果有一个Ｘ染色体和一个Ｙ染色体，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阳刚的男性；如果人的性别基因中有一个Ｘ染色体和两个Ｙ染色体，这个人就是一个超男性：脾气暴躁，攻击性强，容易性犯罪。“民议”就是一个Ｘ，“集中”就是一个Ｙ，民主就是ＸＹ，而民主集中制就相当于ＸＹＹ，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超男性，容易犯极左的错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都是如此，布尔布特和齐奥塞斯库的民主集中制就更不用提了。
所以，我以为，还是讲社会主义民主制比较好，而不必讲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
十一、关于西化问题
您认为，法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有西化倾向。
我以为，说西化还不准确，实际上有一种奴化倾向。所谓西化就是学西方，与西方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如果学者们真的想西化的话，就应当学习一点西方人的个性精神，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一些学术创新工作。而现在法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的情况又怎么样？现在的学术界是跟在西方人的后面爬行，亦步亦趋。凡是西方人讲过的就肯定是真理，都不能批评；凡是西方人没有讲过的，中国人都不能讲，讲了就是荒唐，就是胡说八道。这能叫西化吗？根本不是，根本不够格，这是奴化，或者叫做西奴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个学士生问几个博士生如何写论文，一个博士回答说：“做学术文章是一个熟悉（大量阅读）----陌生（换个视角审视）----再熟悉（了解西方观点）----再陌生（本土化）的过程。”⑦这位博士说的很哲学味，很黑格尔味，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做学问就是将西方的观点用汉语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让中国人能够听懂。但是，别的中国学者已经解释过的就不要去重复，所以下笔之前要大量阅读，了解行情，别人解释过的不要抄袭，最好挑一些别人未解释过的东西进行解释，如果别人已经解释过了，要换一个视角重新解释，以免抄袭之嫌。”
这就是博士，这就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博士！这位博士的心态绝不是一天形成的，也绝不是孤立的，他的心态是目前中国法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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