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否如不少学者所称，一般的赠与合同是实践的，而在捐赠等特殊情况下的赠与合同则具有诺成性？ 他们也似乎找到了
合同法第
一百八十五条“模棱两可”的原因。他们以
《合同法》第
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与第二款“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作比较得出，前者是实践性合同，而后者是诺成性合同。认为既然在实践性赠与合同中，只要标的物没有交付或财产所有权没有转移，赠与人均可撤销赠与，那么法条中已经隐含了赠与合同的实践性，因为“实践合同则在当事人达成合意之后，还必须由当事人交付标的物和完成其他给付之后，合同才能成立”。 而如果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那么双方当事人就一方无偿转移财产于另一方达成合意，赠与合同即告成立。此时，赠与人如果不交付赠与物，则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更不得撤销赠与。
持这类观点的人显然是对合同的成立条件和撤销赠与权有误解。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二者成立、生效的时间是不同的。实践合同只有在“诺成”的前提下，交付了标的物之后才成立，其中根本不涉及一个“撤销权”的问题。而若按“实践说”的看法，正因为赠与合同未成立，赠与人才可得行使任意的撤销权，那么既然合同尚未成立，请问这种撤销权作用的对象，即标的为何物？肯定不会是要约吧，受赠人已经作出了承诺如何能撤销要约呢？那么便可笑地得出这种撤销权是只有权利而无权利指向的对象的！
况且，这种理解也完全误解了立法者规定赠与人撤销权的目的。
合同法做出第
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并非立法者有意显示赠与合同的实践，明确赠与合同只有在交付之后才得成立。否则何不在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的概念中明示，而于此处声明，岂不多此一举？立法者的初衷实在于平衡赠与人与受赠人双方的利益及权利义务关系。
二、从权利义务看赠与合同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