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子和鸟”的理论的影响很大。要按照该理论，我们的改革开放就要就此打住，不能再往前走。既然市场调节是计划经济这个“笼子”里的“鸟”，我们已经承认了私营经济，就不能让这个私营经济发展壮大。它要发展壮大了，就不是“鸟”，就要冲破“笼子”。就要限制它。原来对个体经济没有限制，雇工八人以上，就成了私营企业。现在私营企业雇工几十个、几百个都有，甚至雇工成千上万的都有，这样的私营企业岂不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冲突吗？反映在思想上，就引发了后来的“姓社、姓资”问题。
因为
宪法承认了私营经济，赋予了法律地位，国务院又制定了《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促进了私营企业大发展，私营经济就蓬勃发展起来，雇工也越来越多。这就进一步导致思想界、舆论界纠缠“姓社、姓资”。那个时候思想领域中，最大的、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姓社、姓资”的争论。虽然我们的
宪法已经承认了私营经济，但我们原有的意识形态不能和它兼容。这时就需要有一个权威来表态，我们的党和国家才能下定决心，这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
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到南方去讲话？他为什么不在首都北京讲话，不在我们的老工业基地东北讲话？当时觉得有点奇怪。现在想来，在北京、到东北都很难讲，底下坐的都是大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地方党政领导人也都是大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出身，在那里讲什么要发展私营经济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呀，不要再谈论“姓社、姓资”呀，就很难讲出口。而南方私有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例如深圳，私有经济已经很发达，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思想已经比较灵活、比较开放，对为什么要发展私营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已经有所认识，人民群众已经从发展私营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得到直接和间接的利益，容易与小平同志的讲话产生共鸣。
可见，邓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讲话，不在东北讲话，而是到广东深圳讲话，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中间有大智慧在。邓小平同志讲话的要点，一是说“姓社、姓资”问题不要再争论了。因为“姓社、姓资”再讨论下去会干扰我们的改革开放，会导致思想混乱。不要在“姓社、姓资”问题上再纠缠下去。二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要“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因为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了。我们看到私营企业雇工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万人，不要担惊受怕，不要担心社会性质改变，不要产生敌对情绪。三是讲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解决了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建立什么经济体制的问题。贯彻小平同志讲话精神，首先是要求修改
宪法关于经济体制的规定。可见，
宪法1993年的修改，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意义非常重大。这次修正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变了基本经济制度，但其他的内容都没有动。既然第十五条已经规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第十一条规定的“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就已经不合适。既然我们已经是市场经济，则私营经济就不应该再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些内容当时都没有改，来不及改。
现在看来，当时修改
宪法第
十五条改变国家经济体制，对于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前途民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决定了私有经济在国家中的地位，已经不再是什么“补充”，不能再搞什么“利用、限制、改造、消灭”。
宪法第
十五条的修改就隐含着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前途，虽然当时的
宪法没有明白表示出来。所以说，这个改变意义重大，私营经济绝不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补充”，它应当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