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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主义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精神事物，既是经验产物，也是反思产品――是时代压力，导致平常无奇的那种对管制与命令的反感直觉，变成了某种珍奇的东西：一种事关法律、秩序、制度、利益的理性物质。 从近年来法理学思想演变观察，合意主义法学反思已经开始。刘星教授关于法律强制力弱化趋势的分析[5]，是近年法理学研究最重要成果之一。国家强制力在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弱化，是对“强制、命令与法律”这一古老命题的新解说。强制与命令，涉及法律效力和法律承认等等法律的根本性问题。公法学者对“规则和合意”进行分析[6]，法理学者在分析宪政问题中对“合意论”的引说，标明了对一种具有普遍意义法理的探索。合意主义法学，树立出“强制与合意”的研究范畴，阐述“普遍合意主义”，即涵纳广义秩序的自由意志主体的交往方式，发掘合意在法律、政治、经济各种秩序关联中的意义。对物支配关系链条中，社会权利人的意志自由和合意交换自由，关系到物权法律制度中社会主体自由的格局和规模。民事合意主义提出物权立法私法化命题，呼唤“国家强制力”和行政管制在私法领域的消隐和功能弱化。
在不动产先占格局被社会行动彻底颠覆之后，在社会重建的历史性过程中，除对物支配权须重新调整，物权立法应当在物的占有和利用正义方面，作出体现正义的规范。土地、河流等等资源，而这些并非私人控制的物，实际构成社会公众的生存空间。这些物，应当保留公共利用特性，而不能非经社会合意样式，形成非公共占有局面。这就是说，对于风景名胜、江河、岛屿这类增加人类“绿色生活”[7]质素的物，不能损害公共利用的品性。同时，物的利用正义也是重要的。如果不对公有物的实际占有者利用物进行规范，将极大损害物的效用和私人利益。依据利用正义，应当在公共所有的物的利用上，建立保证物的效用和可后续利用原则，须制约占有者对物的随意性利用。根据利用正义，占有者对土地、河流、湖泊、矿产等等资源的利用，应当是环保主义的，不得损害物的后续利用价值。笔者曾指出：“任何占有自然世界的组织，必须对在自然世界中的占有物的完整性和可用性负责――否则它就不是合格的占有者。对于占有者而言，没有完全“自由处分占有物”之权利，而需要兼顾保证占有物完整性和可用性的义务。”[8] 对物处分、利用的国家自由主义，尤其是一个资源紧缺国家的物权滥用行为，在物权法中没有约束，将极大损害国家资源存量和后续利用价值。考虑到物权的继承性，物权滥用又容易损害未来人类的利益，这会导致“代际正义”的失落。因此，在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时代的物权法，需要预防工业化和全球化引发的物的效用损害，要通过物权滥用行为约束的法律原则和规则，实现物的价值保全，从而在利用物的事业中，体现出代际正义。没有正义理论支持，物的占有和支配关系，难以兼顾个体、群体、社会三者利益。
二、物权立法与发展
（一）物权与社会冲突
1、物权设计影响人权
霍布豪斯指出：“在发达的社会中，某个人的财产不只是他控制和享用的东西，不只是他可作为劳动之基础和有序活动之载体的东西，而是他能够用以控制别人、使它成为别人劳动和他自己所命令之行为的载体的东西。”[9]财产关系，不仅仅是人对物的支配，是对物的支配关系，它的确会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在管理型法制下，不动产流转的管制，即不动产交易自由常被限制，就是动产交易，被常被律法约束。在中国传统法的管制思路下，，作为商品的物，往往没有交易自由――这种“物权状态”，实际上妨碍着人的“行动自由”，影响人权发育。在公权力没有整合限制的法律环境下，国家物权主义的对物关系，仍然会强烈地和必然地产生国家对公民的支配关系。不合时宜地强调国家物权主义，会导致《物权法》成为公民对物支配进程中的“无权法”。公民无权社会，会导致“人民的城市上空”不再“洋溢自由的空气”[季卫东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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