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派认为，打麻将要因人因地而异，适可而止。他们认为，现代生活节奏快，休闲娱乐是有张有弛的一种方式，打麻将也包含在其中，只是要注意“适度”，同时不要影响别人。他们建议打麻将最好不在小区内进行，政府是否专门规定一个“麻将活动区”，如茶楼。
值得深思的是，成都的“全民皆麻”现象，是否会因为余涌军的抗争和她官司的输赢而兴衰呢？
很显然，是余涌军拥有安静不受干扰的产权呢，还是邻居们拥有打麻将的产权呢？是原告拥有的多少分贝以下的安静产权呢？还是邻居拥有多少分贝以下的打麻将的产权？这种经济学家们分析运用起来非常简单自如的“产权经济学”，但是却是法律中非常大的困难。法律面临着合法的“正常声音”和“噪音”的区分，而如何判断这两者仍然需要社会化的标准，这时候仍然需要环境制度提供标准，而不是简单的相邻关系就可以解决的。
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换的问题简单地交给了法律，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什么分析到最后都是“产权不清晰”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法学和法律迷信”。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根据卡拉布雷西的原理，判断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不是要根据产权规则来处理。
新制度经济学的这种法律崇拜，甚至成了法律经济学的代名词，这是不考虑法律成本、法律技术限制的，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并不能将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同样，新制度经济学并不能区分是采用何种法律规则更好。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化，许多学者认为，这时候采用自由市场就可以了，只要
合同法、财产法、侵权法这些规则就解决问题了，这就是在错误的道路更前进了一步的结论。
综上所述，科斯定理对经济法的重要启示是，不一定要采用税收、国家干预的方式，更多借助于市场机制、合同机制、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同样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这是对经济法的扩展，而不是压迫。
麻将声声的例子，告诉我们，产权是需要不断发展的，是历史的，如果社会没有麻将声音的噪音标准，这时候产权归属于谁，就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事情。仅仅有了所有权规则，但是不能说明谁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拥有产权，就是一个仅仅只有形式主义规则，但缺乏实体裁量的法律制度。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才会让这些抽象的、形式化的规则具有实体意义。
产权的这种历史性、文化性，嵌入在具体的人类实践中的，受制于特定的特性，这种被新制度经济学忽视的特性，其实早就被制度经济学（为了区分，我们现在一般将制度经济学称之为旧制度主义经济学）揭示了。随着我们对社会—经济体系认识的加深，也有必要加深对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制度经济学直接催生了法律社会学、经济法、批判法学、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对产权历史性的强调，对制度重要性的强调，对人类进化的强调，都是我们现代经济法的思想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