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关于最高额抵押登记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对于动产，尤其是采取登记对抗主义的抵押财产，一般不要设立最高额抵押，如非设立不可的，则必须到公证部门办理抵押登记；（2）设立财团抵押的，必须就各项财产分别办理抵押物登记；（3）向立法机关提出补充关于财团抵押登记的具体规定的立法建议，并争取到特定机关一次性办理抵押登记即为有效。
（六）关于最高额抵押的变更问题
最高额抵押设定后，当事人能否进行变更？理论上存在不同看法。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最高额抵押关乎后次序抵押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抵押当事人如自由进行抵押权变更，极易损害他们的利益。笔者认为，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订立的，从贯彻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出发，应当允许其自由变更。但考虑到民法的公平原则及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对于涉及后次序抵押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变更，应当对上述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即必须对变更事项进行登记或者取得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同意，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立法上，《日本民法典》第389条之四规定：在原本确定前，得将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加以变更，无须取得后顺序的抵押权人或其他第三人的承诺。但原本确定前未登记时，视为未变更。《日本民法典》第398 条之五规定：最高额之变更非经有利害关系人之承诺，不得为之。此外，德国民法典也允许最高额抵押合同进行变更。我国《
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对最高额抵押的变更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依照《
担保法》第
50条及第
61条可以得知，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让与，最高额抵押权也不存在转让的可能，除非决算期已经到来。
笔者认为，我国《
担保法》对最高额抵押的变更所作出的上述限制，是不合理的。因为在实践中，当商业银行的主借款合同债权已经形成不良债权，而决算期又没有届至时，为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存在着转让主合同债权和最高额抵押权的需要。而由于借款人已经丧失信用，与其协商变更决算期已经成为不可能，所以只能等待着不良贷款的进一步扩大。在理论界，房绍坤先生即对《
担保法》第
61条提出了质疑：按照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合同债权的转让与否，应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思，而没有理由加以限制。所以，对于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合同债权，应当允许当事人自由转让。但对最高额抵押权的转让问题，应采取以下规则：（1 ）在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确定后，抵押权应随同其所担保的债权一同转让。因为此时的最高额抵押权已经转变为普通抵押权，自应允许与主债权一同转让；（2 ）在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额确定前，最高额抵押权只能与其基础法律关系同时转让。因为最高额抵押权亦具有从属性，其基础法律关系是最高额抵押权存在的前提；（3 ）在最高额抵押权人不转让基础法律关系，而只转让某一具体债权时，最高额抵押权不随之转让。在立法上，《日本民法典》第398条之七规定：于原本确定前，由最高额抵押权人取得债权的人，就其债权不得行使最高额抵押权；于原本确定前，为债务人或代替债务人为清偿的人亦同；于原本确定前，有债务的承担时，最高额抵押权人，就承担人的债务，不得行使其最高额抵押权。第398条之十二规定：于原本确定前， 最高额抵押权经最高额抵押人的承诺，可以将最高额抵押权转让；最高额抵押权人也可以将最高额抵押权分割为两个最高额抵押权，而将其中之一转让，于此情形，以最高额抵押权为标的的权利，就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消灭。第398条之十三又规定：于原本确定前，最高额抵押权人经最高额抵押人的承诺，可以将最高额抵押权的一部分转让，而将其与受让人共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