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在制度创新中的角色——《创业史》中的法律意识分析
徐新合
【摘要】研究文学中的法律已经成为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领域一个主要的研究对象。本文希望通过对《创业史》中的法律意识的深入分析，提出并深入探讨一些问题，对故事的主人公之一的梁三老汉的法律意识的稳定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由此研究法律意识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认为思维方式是影响法律意识稳定性的重要因素，而且思维方式将会通过对法律意识施加影响从而成为制度创新的动力。
【关键词】法律意识 思维方式 国家法 民间法
【全文】
一
《创业史》原名为《稻地风波》，后改为现名。它的第一部于1960年在北京第一次出版，我所找到的版本是1977年印刷的版本，虽然书里印的仍然是1960年6月第一版，但是已经是经过一些修改的版本。相比较而言，经过修改的版本在文学批评界的评价不如第一个版本，因为修订版更多地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痕迹更为明显。联系到这个版本的出版时间，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两个凡是”正在通行，所以作品中那么多毛主席语录也就不奇怪了。①
《创业史》从旧中国开始，讲述了梁生宝的继父梁三老汉和他的母亲结合的经过，叙述了梁生宝在旧社会尽了最大努力仍然不能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的现实，后来梁生宝为了逃避抓丁躲进深山。新中国建立后，梁生宝回到家乡，成为村里互助小组组长，在上级的支持下，带领村民克服各种困难创业，并且初步取得成功。下面，我将选取一段作为对象展开我的分析。
在作品的开头，作者谈到了政权的变化导致土地所有权变更的情况和农民的反应。解放后第二个冬天，梁三老汉分到十来亩稻地，但“他那灰暗而皱折的脸皮上，总有一种不稳定的表情：时而惊喜，时而怀疑。”（第21页）接着，梁三老汉又对孩子他妈诉说心里的慌乱，并问孩子（梁生宝）：“我是说：那十来亩稻地，一粒租子都不用拿吗？”梁生宝回答说：“给谁拿呢？地主的契约都架起火来烧了！”但梁三老汉还是不能确定，问乡政府会不会问咱把地要回去，梁生宝肯定地回答之后，他仍然不放心，依然保持着“地没契甭种”的思想观念，直到梁生宝说过年就发土地证才心里有了底，情绪才振奋起来。（第21页到23页）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梁三老汉的法律观念没有随着政权和社会的改变而马上改变，也没有随着土地法律制度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在新的政权统治下的社会里和新的土地法律制度面前，他原有的土地法律制度观念显示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和很好的稳定性，尽管这种生命力和稳定性很容易在当时乃至现在被认为是思想顽固与落后保守的代名词。在这里，我想把这个问题分成几个小问题来提出，因为通过把问题这样细化，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品中梁三老汉的法律思想观念所可能蕴含的问题及其意义。第一，梁三老汉这种法律思想观念在当地当时的中国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第二，梁三老汉的土地法律思想观念的稳定性是否与新的国家政权和土地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真正的冲突？第三，梁三老汉法律观念的稳定性是否仅就土地法律制度而言？第四，梁三老汉的法律思想观念的稳定性是否就是顽固与保守的代名词？第五，一般人的法律思想观念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应然关系与实然关系是什么样的？
如果愿意，我们还可以就此提出更多的问题，但以上提出的五个问题可以大致了解梁三老汉法律观念的稳定性的基本情况，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追问下去。通过把问题这样细化，我们可能更好的分析和理解作品中梁三老汉的法律思想观念所可能蕴含的问题及其意义。限于篇幅，我不打算对五个问题都做出解答，只对第一个问题展开研究和探讨。梁三老汉的法律思想观念在当地和建国之初的新中国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代表性的。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内战打了很久，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争斗了多年，你来我往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回合，一直都是国民党总体上占据上风。虽然大陆解放后老百姓总算可以免了战争之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内心仍然不是非常安定的。，国民党依然占据着台湾，大陆上的土匪特务依然活动很猖狂，所以有了建国后三大运动之一的镇压反革命，社会秩序才逐渐安定下来。这一点虽然没有在作品中说出来，但是联系到梁三老汉这样一个在旧社会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的人的考虑，这个方面的考虑应该不难理解。当时谁知道国民党会不会哪天打回来？现在没个地契就种地还不交租子，将来国民党回来反攻倒算怎么办？从这个角度说，梁三老汉“地没契甭种”的法律思想观念实际上也反映出当时农村的一种社会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