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律师在追求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同时，也要以维护社会正义为要旨。但律师还是不能等同于学者，在看到学者的社会责任时，不能拿律师来做简单地比较。比如，余秋雨先生作为一位著名学者，把关注弱势群体看作“从善良和博爱的角度来看，富裕的人们需要关注弱势群体”，显然，余先生把关注、保护和发展弱势群体的利益看作是富人给予的一种“施舍”了，想给就给，不想给也没辙。其实，我在有关文章中已经指责了余先生对中国现代法律基本常识的欠缺。关注弱势群体难道仅仅是一种“道德义务”或者 “道德要求”吗？显然不是。从传统进化论和竞争法则来看，强者是要“吃”掉弱者的，但从伦理道德法律等社会规范角度来看的话，强者照顾弱势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更是一个法律规则，现代法律都在昭示这一法则，并且形成了一系列部门法。
　　当然，这里不能不提及有些学者不讲社会责任而引发的“民愤”。有学者认为：之所以产生“民愤”，那是因为民众一直把专家学者当做权威，现在失望了。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全面分析“民愤”产生的原因，我觉得从“民”的角度来讲，可以说确实有“希望与失望”的缘由，但那些专家学者为何让民产生了“失望”？这就要从“家”的角度来分析了。我认为，这些“家”之所以叫“民”失望，也应该反省反省自己的原因，其中，“旋风”和“摇滚”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就足以说明一些问题。而我的系列批判文章，也主要是从“家”的角度进行分析的。
　　　　　　　六
　　去年的某一天，我去母校华东政法学院听了台湾一著名学者汤德宗先生的宪政讲座，从独立检察官讲到台湾宪政改革，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但他自己也承认这些观点是少数派，得到响应尚需时日，付诸改革也是难上加难，除非他做了总统。听完后我和友人砝码先生饮酒小聚了两个小时，谈到学者或者一些思索者的观点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时，也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尽管有些观点、有些做法可能不被主流所认可，但我们还是要发出声音。不能因为顺应者少而去保持沉默。因为你考虑过的东西，不管是否成熟、不管在别人看来有多垃圾、多书生气、多愚蠢、多不合世俗，但我感觉还是要大胆说出去的。不对的，别人可以批评。其实，我抛出来的好多观点，当时未必成熟，但经过广大网友批评指正之后，也可能会在以后更多的思考中予以修正，这样的例子可以说并不在少数。
　　我主张观点不同者可以为伍，这就是我向来主张的学人之间的宽容与共生问题。学界的好多“怪事”我还是要慢慢批判的，比如，“学者相轻”问题，我是非常憎恨学者的这种“臭毛病”的。再比如，以观点不同来划分队伍，甚至拉帮结伙，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批得一文不值，最近一批老大不小的文学评论家抓住所谓“80年代作家”不放，恶意攻击他们的文学性，甚至根本就否认这些年轻人的文学性。我就在纳闷：为何一定要划分出一个所谓什么什么年代作家而有意去对立呢？我毫无条件地认为，这根本不是厚道的学者。我在网上喜欢写写博文、网文，但讨论的终极目标不应是仅仅为活跃网络论坛或者网站博客人气，而是在一个共同目标上寻求一个共识，观点可以有差异，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保留，但我想，只要大家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就不会产生对“人”的一些猜测或者“挖私货”、“玩猛料”。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讨论问题，要主要针对“作品”而非“作者”。但我依旧很纳闷：为什么有些人看问题一定要偏袒地站在某一立场呢？我相信一个人格优秀的人是不会介意别人的善意批评的。比如，我认识一些当独立董事的教授、博导，每次我很耿直地问他们：你能对公司企业了解多少？你为什么不去做企业家，你的研究生你见面的频率多少？他们竟然有些回答：“现实社会，能过得去就过得去了”。我说“我要写文章批判你们”。所以，我很珍惜个人独立而自由的思想，而一般不会去考虑被批判人的“感觉”，至少我个人，我要在思想的表达上尽力实现“绝对超然”。绝不会因为某人是我的什么什么人而有丝毫地让步和妥协，因为我是土生阿耿。
　　在一个“讲城府不讲单纯”的社会里，我的已经自成体系的文章风格和观点必然会遭遇许多人给我一个“偏激”的评价。这很正常，我也很理解。这些年，我就是这么被评价过来的，但为了追求一些本应共同的东西，我还要继续“偏激”下去。有人认为“学者和专家并没有天生就处在超然的地位”，确实是这样的，从天生的角度来看，不管哪个行业哪个专业的“家”，其“超然地位”不是天生的，我们也欠缺这样一个遗传基因，更欠缺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所以，我们才来努力弥补这一天生的缺陷，喊破嗓子的呼吁专家、学者启蒙社会责任意识，承担社会责任。至于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培养社会责任感，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自然法则”，本无需别人来提醒甚至叫喊。可惜，事实上不是这样简单。——这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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