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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不称霸”的现代中国“版权”毫无道理地让给他人
将“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表态时间上后移，还会出现一个问题。美国最迟在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中也信誓旦旦地宣称不做“超级大国”。无论其诚意如何，就“向全世界宣布”这一点而言，如果《白皮书》的“早在”成立，那么，美国“向全世界宣布”不做“超级大国”的时间势必要早于中国，而事实并非如此。这里的问题在于，《白皮书》本意图强调中国“早在1974年”“就向全世界宣布”，结果却又无意之中将“头功”主动让给了美国。
3、将“不称霸”与“五项原则”的体系人为割裂
“不称霸”之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并非创新，而是其理论逻辑的延伸和新形势下的一种新提法。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政治大国业已全面参与国际重大事务的决策。这时由中国高层领导人向世界重申“不称霸”的原则无疑十分必要，但“不称霸”原是新中国的一贯立场（旧中国不具备称霸的任何资本），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强调和重申“不称霸”，是为了和苏美保持距离，进而“反霸”，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特别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笔者以为《白皮书》既然都提到象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对其性质还存有学术争议的历史事件，就更不应该吝惜笔墨，而讲清楚现代中国“不称霸”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只突出“不称霸”，会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特别是外国人）感到中国不过只在正式的国际场合说过一句话，表过一次态而已。脱离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系统理论背景，会有可能让“不做超级大国”这样掷地有声的庄重承诺变为“海市蜃楼”。
最后，还有一处或许值得商榷的地方。事实上，邓小平是在1974年联大“向全世界宣布”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时，作出“永远不称霸”的表态的。谁都知道，这一发明权的归属。尽管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邓小平又是第一代领导人里的重要成员，并在反霸斗争中作过突出贡献（如上个世纪60年代针对苏联）。但他毕竟不是当时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向全世界宣布”需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授权。最迟到1981年，权威的中国官方刊物还认为，毛泽东晚年虽有错误，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正确的。之后虽然不再明确提及“三个世界的划分”，但依然常言“第三世界”和反对“霸权”。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几乎依然奉行的是一条“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也就是说，邓小平在新时期，在中国开始强大时，依然延续了新中国建国以来一贯的和平自主的外交路线。他的历史功绩在此而不在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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