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沈岿：注10引文，第105-111页。
对比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的《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与现国家教育部2005年的同名规章，可以发现国家在学生管理的许多方面不再提供详细的规则，而由学校自行规定。这种自主权范围之扩大，目前仍然是国家的放松所为，而非由此确定学校固有的自治领域，不排除国家以别的法律规范甚或行政命令进行补充规定的可能性。
参见《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27条规定的退学情形：“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的”、“休学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前引文，第136页。
其实，教育部关于英语四级或六级考试的改革（包括采取计分制、不设合格线、以成绩单取代合格证书等），已经促使有些高校将或拟将考试成绩与学位脱钩。例见，“四级不过照样拿学位”，载“法制晚报网”，；“南京高校酝酿大学英语四级与学位脱钩”，载“新浪网”，]。2005年5月25日最后访问。但这些具有政策选择性质的改革，主要应由学校或立法者在听取公众广泛讨论后作出决策，司法即便在有时可能通过判决推动制度变革，也应更多地守住适法者而不是变法者的角色。
国家法律规范违宪可能存在两种侵犯：一是侵犯大学自治；二是侵犯学生
宪法权利。但如笔者前文所言，在“国家督导之下的大学自主”模式之下，希冀以
宪法厘定国家干涉与大学自治关系，尚待时日。
例如，《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除了对“开除学籍”的适用情形作出明细规定外，其余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四类处分形式，皆由学校定其适用情形。再如该规章第14条的规定，“学生学期或者学年所修课程或者应修学分数以及升级、跳级、留级、降级、重修等要求，由学校规定。”
此分类借鉴学理上关于司法审查“事实问题”和“混合问题”之分，参见杨伟东：前引书，第148-152页。
参见沈岿：注10引文，第120-133页。
例如，《
学位条例》第
4条、第
5条、第
6条关于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条件的规则，其实都是学术判断基准。
参见沈岿：注10引文，第119页。关于法院可适度加强审查力度、通过咨询专家证人等方式来解决专业性问题的观点，亦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前引文，第137页。笔者以为，咨询专家证人的方式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原则上仍然应慎用。因为，即便在学术判断领域，不同专家之间也有观点之不同。
关于行政诉讼中事实问题合理性审查的一般性讨论，例见，朱新力：“论行政诉讼中的事实问题及其审查”，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参见何海波：“通过判决发展法律”，载前引罗豪才书，第437-471页。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前引文，第136页。
有两位学校管理者在接受采访时竟然都认为，学位证仅仅代表学生达到某种学术标准或仅仅是认可专业知识技能，言下之意，高校将其和道德约束联系起来是不合理的。参见“南京高校酝酿大学英语四级与学位脱钩”，注31引文。这不能不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