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大陆缺乏真正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那么所谓的「司法审查」制度，现阶段最多也只能局限在「透过法院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透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致公民、法或其它组织合法权益发生损害给与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15]」的层次上，这一部分的落实，也就是所谓的「行政诉讼制度」。
肆、中国大陆的「司法审查」制度
依据1989年由全国人大所制订的《
行政诉讼法》第
五条的规定可知，该法所建构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国家司法活动」，显然具备了「分布式」与「附随审查」的特质，但已体现出「国家司法机关通过法定的司法程序，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制度[16]」的精神。
不过，有可能是基于两岸学术界对司法审查模式的理解有误务，又或者是两岸对学术语汇意义理解的歧异，对于中国大陆以「行政诉讼」途径所开展的司法审查制度，在人民法院是否具有「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上，仍有思考的空间。
「行政诉讼原告不得针对所有的抽象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17]」确实是许多中国大陆学者共同接受的观点，但是也有认为「法院在审查被诉具体行为是否合法时，有权对所依据的部分规范性档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其中，包括对部分抽象行为的合法性的审查[18]」，两者之间看似矛盾的分析。
所谓「部分」抽象行为，以胡锦光教授所举例观之，「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任何法院对单一的规章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都有疑问权，还有审查权[19]」，「而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规章相互抵触时，审理案件的法院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自己的疑问，最高法院如果也同意审理案件法院的疑问，由最高法院提交国务院进行解释或者裁决[20]」。
由于行政诉讼是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所以必然是要出现争议性的诉讼案例，人民法院才得以进行介入、审理。因此，前者情形下，法院得以直接审查规章是否合法，这仍然是根据具体争议案件而对行政机关所适用的法规，所进行的附随审查制。然而，后者的情形下，法院虽有处理具体争议案件之权，却不得对与案件相关的法规直接进行是否合法的审理，而必须向上级法院或国务院提出申请解释或裁决后，方得再据以进行具体争议案件的审理，这已经清楚的说明了，而法院本身是不具有「抽象审查」的职权的。换言之，除非全国人大修改《
行政诉讼法》，允许各级人民法院得就国家行政机关制订行政法规此种「抽象行为」，在未发生具体侵犯人民权利之际，仍得以受理不特定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跟对某一行政法规所提出的「合法性」审查，否则，我们是否可以将中国大陆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的人民法院，解读为具有「抽象审查」性质的模式，恐仍有斟酌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