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第一篇序只是编者个人观点的表达而已，无可厚非的话，相信读者读到同一版面的第二篇序时，一定会更加摸不着头脑。因为，作者转瞬之间又在倡导中国读者以“问题”引领阅读和研究了。那么，我们不能不请教两位，当你们用左手，打倒你们自己刚刚举起的右手时，我们应该拥护哪只呢？虽然两篇序谈的是两个问题，本在不同场合发表，但彼此是有密切逻辑关联的。事实上，第一篇刚刚提出的荒谬结论，恰恰又被第二篇立刻驳倒。本来嘛，中国人看书研究不带着中国问题，应该带着谁的问题呢？有把别人家的棺材抬到自己家来哭的吗？。顺便问一句，在全球化的今日，两位先生能将“中国的”、“西方的”（特别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截然两分吗？几乎快要成为香港人的甘先生想必深有体会。翻译是否是一种理解呢？土生土长的中国读者除了先（和主要）通过方块字去琢磨那些“洋事儿”，还有什么其他更可行有效的办法吗？有多少人一生能具备甘刘这样的西学背景和学养呢？几乎快要脱胎换骨的刘先生想必也深有体会。没有“前见”的阅读何以可能？甘刘两先生自己为何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转向西方政治哲学的引介呢？是没有任何“前见”的偶然吗？为什么不去研究洋人早上起床后，先漱口，还是先洗脸；进餐时，饭在前还是菜在前？这些恐怕才是与中国价值无涉的纯之又纯的西方文化呀。即使是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人能够想象的。完全与中国人（外国人也一样）经验世界格格不入、不着边儿的事，去琢磨它干嘛？
　　第二篇序还重复了这样一个观点：对于国粹既不能弃之如敝履，又不能兼收并蓄。或许是在号召大家都来做个不洋不土、半新不旧的中国人吧。可是两位先生又忘了一点：相对主义的原则中如何能生出普世的价值尺度呢？褒贬取舍传统文化的判准又从何而来呢？如果没有体制以外的某种价值系统的参照，凭什么舍此取彼呢？作为学人研究什么，如何研究，自与他人无关（das geht jemand einen Furchtkehren an），将西方宪政学说设为自己全新的研究方向也用不着他人说三道四。问题是以自己的实践向倡“比附”的人，却谆谆告诫他人切勿“比较”，这话儿是怎么说的呢？说到西方人对待异质的中国文明，其实比国人更加主观武断（这当然不是我们应该仿效的理由）：居高临下，妄加评判，好为人师的例证还少么？牵强附会，大而无当，张冠李戴的结论还少么？以洋人之心，度华人之腹的事情还少么？文化偏见既有历史的成因，也是西方直线思维模式所决定的。某些教授先下结论，再拼凑理论支持的方法，难道只是他个人的学术特色吗？中国人通常能够接触到的西方人，即便不都是汉学家、或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也一定是具有某种“中国情节”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言，他们已不再是典型的西方人了，他们身上所反映的西方文化已不再纯粹。本是出口转内销的产品，用时还需要再由带着有色眼镜的“中国通”耳提面命吗？
　　两位先生在多年研究西方思想文化史之后，还在此重复了一个爆炸性的结论：西方的历史（文献）与中国的同样不可靠。普通人固然难以分辨中西历史中的真伪，更无资格评判中西历史文献哪一边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周谷成讲，真实的历史永远是岿然不动的。此话在理。但是，另一方面，就西方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传统看，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可信度当不会太低。且不说甘刘两先生这一结论本身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如何，假定如此，就刘先生而言，为何还要如此费劲拔力地去钻研魏玛民国的宪政史呢？既然张君劢已经缘木求鱼，一开始就错了，何以又在近百年之后的刘先生的笔下，学有所成，凯旋而归呢？由刘先生“搬运”的这段鲜有出处、不经加工、没头没脑、不伦不类的德国宪政史料，可信度又如何呢？对民国研究运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无可厚非。但既是考察历史，作为学者就更应该认真对待相关的史实。而不应凭想像，特别不应根据主观推论的需要，任意“剪裁”历史。空口无凭，且看刘先生《关于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法律史学术研究网）的若干段落，平心而论，笔者个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就是所谓的“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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