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严打政策出现了恶性循环。在有罪必究、有罪必罚的政策下，所谓噪奸止过，莫如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政府对犯罪始终坚持严打，民众基于切身的安全需要也呼唤政府严打，严打就是坚持打字当头，对犯罪保持高压的态势。把一段时期的犯罪率上升、治安形势的恶化，看成是政法机关打击不力的结果，对刑罚功能缺乏理性认识，没有充分意识到刑罚个别化 。我国严打的刑事政策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停滞循环局面：严打－犯罪大量下降－趋于稳定－严打停止－犯罪急剧上升－严打。在严打中，我国刑罚力度和犯罪率几乎呈同步上升趋势。这迫使我们必须对刑罚自身的功能进行反思，树立刑罚功能有限性的理念，并非所有的犯罪都能够得到查处和惩罚，也并非所有的犯罪都需要刑罚，应该倡导一种理性主义精神和宽容品德来重塑和谐的社会关系。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需要加强案件分流功能，暂缓起诉制度在案件的分流功能上确实有显著的效果。但是，笔者认为，对暂缓起诉制度不必生搬硬套，可以借鉴暂缓起诉的优势，改革现存的诉讼制度，作局部的调整，以适应目前的形势需要。具体而言，可以以取保候审为切入点，借鉴暂缓起诉制度的优势，改革相对不起诉等制度，扩大其适用范围，以达到分流案件、缓解压力的目的。
暂缓起诉与我国现行相对不起诉制度比较，两者的共同点是，针对的对象是一致的，两者主要都是针对轻罪案件的，我国的刑诉法表述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德国根据因犯罪而被科处的刑罚的严重程度，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暂缓起诉只适用于轻罪。这是借鉴暂缓起诉制度，改革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基础。
比较而言，暂缓起诉制度还存在一定的优势。其一，在暂缓起诉中，在决定暂缓起诉的同时，法律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诸如具结悔过、赔偿损失等义务，并以此作为最终是否起诉的依据。然而，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制度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连同不起诉决定书一并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的执行情况，不对是否作相对不起诉处理产生直接的影响，对该措施的执行情况缺乏明确的法律后果。其二，相对不起诉制度中，因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规定，缺乏明确的解释，因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分流功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