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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烟民处罚金其实也是变相的“征”，胡汉民认为此法不妥。“如果吸烟可以罚金了事，岂不是替有钱的人开了方便之门，把禁烟行政的威信与价值陡然降落下来吗？人民如果见禁烟法令的作用，一遇到金钱，便立刻被限制了，将以为政府的禁烟，不过是藉此赚钱抽税而已”，这样虽说是‘禁止’，而事实上岂不已变成‘促进’吸烟了吗？再则禁烟行政如果明明白白的和金钱发生了关系，禁烟行政人员的廉洁，便格外难保，而禁烟的效验，也就难说了。”[7](p9-18)
5、禁毒中法律权威性
清政府改变禁烟政策于1906年制定“十年禁烟”计划作为“新政”的一部分，全国进行了禁烟运动，这也是中央和地方的一次权力博弈。经过清末的禁烟和民国初年革命巨浪席卷下的各省禁烟运动，泛滥成灾的烟毒在民国初年基本上得到了有效控制。北洋政府中期以后，中央权威明显不足，各地军阀都把自己辖区的权势看成暂时的，因此采取各种手段搜刮钱财，包括销售鸦片。军阀政府以谋求军事集团的一己私利为首要目的。军阀与鸦片互为依存，军阀要扩展，就必然大勒烟税，军阀是战乱之源，而鸦片则是战乱之工具，民国的毒品问题也是军阀政治及其统治的必然结果。
王宠惠认为，法律只能绳于事后不能防于未然，若徒法以行，而不研究正本清源之道，虽法令严厉但恐有时而穷。中国禁烟成效不大，不是法令不好而是执行不力，这与清末以来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有关。中央政府无法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有效地控制地方，彻底地贯彻其禁烟意图。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政令不一，地方军阀控制区域烟毒日趋严重。在西南、西北等地，各省军阀依然拥兵自重。而对抗的基础是钱财，烟税几乎又是他们最可靠的财源。“吾国十余年来，国内战争，络绎不绝，于是握军符者，多以种鸦片为唯一之饷源”。王宠惠因此感慨：“国家多故，军阀专横，不惟漠视禁令而已也，且又从而蹂躏之”，因此要真正实现禁烟，“人人心目中，当有尊重法令之思想，而国家之司法权，方能实行于其间”。[11](p21-25)
6、吸毒者的矫治
（1）“社会制裁”
胡汉民在《禁烟与社会制裁》[7]一文中谈到禁烟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政治方面的，一是社会方面的。在他看来，因为吸毒有许多社会的原因，所以“禁烟一事，单靠政治方面的法令是不够了的，一定还要辅佐以社会的制裁，才能收着全效”。
他认为，首先要改造吸毒时髦的心理，加强舆论的制裁。“吸烟的又何尝不是人？社会上果真有刺激给他，也一样会因羞恶而改行的。唤醒社会，是彻底而且自然的办法，单靠法令，法令终有穷时”，“必定要做到人民能够自勇的耻于为不善”。
其次，要加强男女间的互相制裁。胡氏认为这是“极有效而极该提倡的”一种方法，即规定吸毒是禁止结婚的法定要件之一，也是离婚的法定理由之一。结了婚的人吸毒的，国家禁止其生育。原因是青年“没有不注意自己的婚姻问题的，吸毒如果会丧失掉结婚的权利及家庭的幸福，一定可以从黑籍里面救出不少的青年来。”以国家法律对个人私权利进行限制，这种观点体现了其社会本位立法观， 在这一点上胡氏并不讳言，“我们禁烟的目的，既重在强种，已吸上的人，如何还能容它有配偶、有生育，这种弱种流传下来，继承不已，遗患何穷！”，“剥夺结婚的自由，且不许有任何形式的配合，固然是惩戒他们本身，也所以杜绝种族上的流毒呢！”
再次，在制裁吸毒者时区分不同职业，学生、士兵与官吏同科严办。因为“学是社会上未来的中坚分子，国家民族的命脉所寄，断不能容他再染烟毒，而陷社会国家民族于绝地。兵是有纪律、有训练的团体，每个分子更不当做纪律以外的事。”
（2）“四禁并举”，“方法区别”
“禁烟的方法，最好将禁种、禁运、禁吸、禁售同时实行。但是禁止的详细规划，需由政府与民众团体联合一气，共同筹议，本合作的精神，达到禁绝的目的，使国际间所定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从此可以洗涤，三民主义也从此可以完全实行。”[12](p19-21)
但四禁的方法要有所区分，“禁烟行政，不外禁绝种制运售吸，但种制运售四项和吸食服用的，有根本上的不同，所以施禁方法亦须依其根本不同点而有差异”，种制运售的动机是有厚利可图。所以施禁的方法，要重罚重刑，非但使他们无利可图，还要使其受重大的损失和严厉的处刑。吸毒是因各种原因上瘾的，烟瘾发作时比刑罚还难受，所谓欲罢不能。因此禁吸的方法，“不是刑罚可了，也不是重刑重罚就可，必要设法把他们的痛能够安全的戒除，使他们不怕而乐于就戒，才可以办到禁绝。禁吸应该与戒吸同时并进，并且要戒烟院所设备周妥，戒烟药剂确实有效，且无别的流弊和多大的痛苦。戒烟院所能予他们便利，能住院的，住院施戒，不能住院的，准许他在家施戒，或是给予药方，或是给予药剂，贫苦的免收一切费用，真正年老病弱的，予以特别方法。办理戒烟人员有确实的学识技能和对戒烟人怜惜同情，肯诚恳地为他们医治，这是一面为烟禁，一面也就是解除民众痛苦的救济事业”，“如果吸的戒尽，种制运售的就无受主，也可自然禁绝，所以戒吸也是禁烟里面一种重要工作。” [8](p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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