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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毒品政策的法律本位
法律本位是指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价值目标中的侧重点，表明一个法律体系的终极关怀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立法活动的指导思想。结合当时国际、国内时势，以胡汉民为首的立法者提出了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从世界上来看，文艺复兴以后，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天赋人权、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等理论，并以此为指导，确立了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基点的近代法律体系。然而，到19世纪末 20世纪初，这种个人本位的法律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病，贫富两级分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并引起社会的无序。社会本位认为，人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他是社会、民族、国家的一员。法律所要谋求的，首先是全民族、全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正如胡汉民所说的，“三民主义认定法律之所以为必要，在于能够保障社会全体的利益。个人所有的权利是为社会生活和民族生存而有的。”[5](p608) 南京政府时期的禁毒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本位的立法背景之上的。
2、禁毒中的国家主权维护和国际合作
禁毒与领事裁判权的关系可以上溯清末，即使在民国期间，中国也始终处于西方列强的重压控制之下．无法真正独立地行使主权。列强提出以禁绝国内的烟毒作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条件，但禁绝国内烟毒、截断外来毒源，又得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前提，这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虽在20年代末发起修订新约运动，但没能收回租界，一些外国势力利用租界，制造和贩卖毒品，上海和天津等地的租界成了当时毒品走私的基地。由于国外某些政府暗中支持走私，毒品仍得以绵延不绝地进入中国，毒品之源始终无法塞绝。
由于领事裁判权之存在，警察局请求协助缉捕，租界当局往往拒绝引渡，租界遂成为贩毒分子避重就轻之所。外交部长王正廷曾有“因外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政府施行烟禁不便”之感慨[6] (p25-29)，“所以取消不平等条约是政治上对外的第一个禁烟的办法”。[7] (p9-18)马寅初提出,要杜绝（鸦片和麻醉毒品）来源，国际交涉也是个重大问题，这是一面要根据历次关于禁烟缔约，和各国严重交涉，一面要国内认真施禁，唤起国际同情，杜绝他们的藉口，修明内政和严正外交同时并进。[8](p33-38)
3、禁毒的步骤
当时提出断禁与渐禁的关系。有人认为，中国禁烟宜于“渐禁”，而不宜于“断禁”。因为中国的“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烟”的问题，而是早已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包含“烟”以外的一切财政、经济乃至政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而要单独解决“烟”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从清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禁烟之所以有成效，固缘国内政治统一，故能令出维行，贯彻到底，而亦由于制定十年禁绝办法，有计划，有步骤之所致。到民国六年以后，军阀割据，借烟筹款，大开烟禁，烟祸之烈，达于极点，而烟土与地方财政，人民生活，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亦益密切。此时南北军阀，只知征而不知禁，因无禁政可言。及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全国禁烟会议是民国禁烟之开始。然当时政府中人，把“烟”的问题看的太简单，把“禁”的问题看的太容易，于是标榜断禁政策，寓禁于征，对于禁政既无切实的办法，所有与“烟”应先时或应同时解决的问题，也未注及，便想用几条法律，几道命令、坐牢、罚款把数百年来的烟毒廓清，是空想。渐禁政策因为是分期分区的过程中有步骤，有阶段。故能顺应复杂的政治环境，逐步推动，按计实施，有条不紊。[9](p1230-1231)
4、禁毒中政府经济利益
禁与征的关系是中国近代禁毒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鸦片战争前后，晚清政府就有“弛禁论”与“严禁论”的争论，孙中山先生晚年在《禁烟问题与政治建设》的演讲中把能否彻底禁烟与政府性质联系到一起，认为“中国之禁烟问题与良好政府之问题，有连带之关系，鸦片营业，绝对不能与人民所赋予权力之国民政府两立” [10](p492)的观点振聋发聩。
前引《禁政问题》一文中对国民政府寓禁于征的政策从社会合理性的角度做了解释，他首先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的既征也禁和北洋军阀的只征不禁有区别，因为前者的目的是禁，后者为的是征。其认为就事实论，民国以来，烟税既成为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大宗，当国民革命北伐完成之后，财政枯竭，而其时西南各省，实际尚未统一，那时中央如果毅然取消特税，不但收入没有抵补，而且各省禁烟经费，亦无所出，故政府征税，实不得己。对于两年禁毒、六年禁烟期间为何继续征收特税，理由有二，一是取之用之。分期禁种、分期禁吸、统制产场，办理公膏，以及各省设立戒烟医院等禁烟经费浩大，故征收特税，以取之烟民者用之于烟民。因为种、吸、运、售均分期递减，故特税亦因烟民、烟量减少而逐年递减。二征只是手段。以前政府之失，不是不应当征税，而是税而不禁。寓禁于征，特税全由烟民负担，税重则烟价必然增高，价高则购吸者势必减少，种者因销路减少而不踊跃，故收税也是禁烟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这只是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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