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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薄弱环节仍然存在。
笔者认为，国内学术研究在以下三方面是亟待加强的。
首先，国外研究方法、成果的本土化研究。
目前许多著作还停留在食洋不化或自说自话这两个极端上。一些成果对相关研究缺乏了解，反映在微观上，就是讨论难以深入，学问不够精细。还有一些成果缺乏理论整合能力和材料消化能力，反映在写作上就是材料堆积数据罗列，在宏观上前后文逻辑互相矛盾（这和我国学术成果主要是集体著作也有关系）。
其次，研究成果的专题性。
只有专才能精，片面才能深刻，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说我国目前的整体性研究还不够，归根到底是作为其基础的专题性研究缺乏精品力作。例如，实践部门最需要的对专门地区、人群的研究还不够。毒品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每个省区还是有一些具体、特殊的问题亟待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但还远远不够。
再次，刑事政策、社会政策的研究。
毒品刑事政策、社会政策的研究在国外是热点，但国内的相关研究并未跟进，相反在《中国的禁毒》白皮书颁布以后还有万马齐喑的趋势，这进一步说明了前文所述的从属性特点。国家政策当然要统一、明确，但学术应当百花齐放。
笔者还有一个基本判断：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毒品犯罪学术研究实现了从刑法学向犯罪学的第一次转向，那么二十一世纪我们将迎来从犯罪学到刑事政策学的第二次转向。这是因为，刑事政策学作为联接犯罪学和刑法学的枢纽，直接关系到犯罪学理论成果指导、影响实践立法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禁毒立法的未来走向。国内外法学理论界方兴未艾的法律和社会研究思潮也预示了政策学作为一种新学术领域的可能性。因为毒品的刑事政策、社会政策涉及面比较广，这方面的研究既是一条险途具有诱惑性，也是一座富矿，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开掘。
（2）研究之外的问题。
学术研究不是在真空之中进行的，研究者也不是脱离社会的人, 当下知识生产方式和机制也直接影响犯罪学特别是毒品犯罪的研究质量提高。
一是，研究队伍的部门化趋势造成学术交流不畅。目前毒品犯罪的主要研究者集中在高校和实务部门，这两种研究群体总的来看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而且在研究信息资源分配方面也不均衡。公安院校的研究者有天然的优势，他们与实践部门接触、沟通较多，掌握新情况也比较容易，但其他院校研究者在了解现状方面有一定难度。
国内相关学术研究团体如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从理论和职责上讲是研究群体之间的纽带。但在当下中国学界的一些痼疾（如学术团体行政化、研究人员浮躁化、功利化、“江湖”显规则和潜规则并行）的影响下，要整合现有的研究群体可谓任重而道远。
二是，研究成果的发表困境抑制了研究者的积极性。
因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性和特殊性，毒品犯罪研究成果不易公开发表，能够公开发表的，也局限在公安类、狱政管理类院校所办的学报。目前刊发毒品犯罪成果较集中的刊物主要有：《云南警官学院学报》依托该院在禁毒学方面的优势，专门开设了专栏每期刊发多篇相关文章，是本领域近年来新崛起的研究阵地。《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是我国第一本报道药物滥用与药物依赖性研究方面的学术性刊物。由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主办。主要刊登医学、戒毒方面的论文。《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问题》、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刊《青少年犯罪研究》（内部资料）等传统犯罪学刊物也是主要刊发毒品犯罪论文的阵地。但是，法学类“核心”期刊很少发表毒品犯罪甚至犯罪学方面的论文。在目前研究成果发表刊物规格和学者“饭碗”“津贴”挂钩的大环境下，这种导向无疑会挫伤研究者的积极性。
三是，经费严重不足是制约研究者的客观因素。
众所周知，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做支撑。一些较高学术水准的成果背后往往有课题基金的支持，如前述《毒品犯罪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受国家社科基金和公安部部级科研经费的支持，《吸毒违法行为的预防与矫治》被列为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科研项目。但是，科研项目的取得往往会受许多研究以外因素左右，这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对于一般的（无职务）或中青年的研究者而言，要申请上项目取得经费支持仍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
三、毒品犯罪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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