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我已在别处有所论证，在此不赘述，请参见“
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25-33页。
在宪政国家，平等保护原则已经通过司法判例而演绎为一个蔚为大观的法学体系。例如参见布莱斯特(Paul Brest)等：《
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第四版），张千帆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283，704-1111页。仅从内容的篇幅上，我们就能看到
宪法平等原则能为社会和谐做出何等重大的贡献。
当然，即使在可实施的条款中，仍可能包含着某些不可实施的规定，例如某些权利条款中所包含的公民义务。事实上，
宪法第二章的标题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参见“
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25-33页。
参见张千帆：“‘公正补偿’与征收权的
宪法限制”，《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25-37页。
在此，“保证被拆迁人、被征收人得到妥善安置”是
宪法没有规定的，但这并不表明物权法不能如此规定。一个宪法学常识是，
宪法只是规定了个人权利的底线；法律总是可以规定比
宪法底线更多的权利保障，而无需
宪法的特别授权。在这个意义上，颇为流行的
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一说并非严格正确。尤其是物权法具有私法性质，而
宪法是公法，因而不可能作为其完全意义上的“母法”。只要不损害任何人受
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物权法完全可以规定
宪法所没有规定的东西。
对于“合理补偿”等过分模糊的标准未必满足
宪法要求的论点，见张千帆：“‘公共利益’与‘合理补偿’的
宪法解释”，《南方周末》2005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