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应该知道，无论是“基础”、“主导”、“主体”还是“并存”，都是弹性极大、边界极为模糊的词语，都不是在法学意义上可操作的概念。因此，至少法学家不应该按照自己个人的理解，人为地将这些模糊的政策性条款套上一成不变的框框，然后强加于物权法或任何其它法律之上；更不应该无限上纲上线，随意宣称物权法违背了
宪法规定的政治方向。这种做法将
宪法中原本富有弹性的政策理念变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进而将其转化为带有攻击力的政治口号，使
宪法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不论违宪论的动机如何，这种做法在效果上并不是维护
宪法原则，而只是将论者个人的主观见解强加于
宪法之上，然后以“
宪法”的名义对其所敌视的法律或主张发动政治上的攻势，进而产生危言耸听的效果。在我看来，这绝不是认真对待
宪法的恰当方式，而只能算是
宪法的“误用”——将
宪法错误利用为政治攻击的幌子。
在“文革”正式结束整整30年后的今天，我们或许用不着再说不应该“扣帽子”、“打棍子”之类的话了。遗憾的是，违宪论的指控让我们看到的正是“文革”的阴影。
宪法的教条化和口号化不仅将损害
宪法的权威和形象，而且也误导了
宪法和物权法原本可以正常进行的对话。
三、
宪法的用途——物权法中的
宪法问题
当然，
宪法是没有必要被误用的。在没有教条化和口号化的语境下，
宪法完全可以对物权法草案的讨论和审议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不消说，物权法当然是可能违宪的。事实上，作为国家立法机构作出的一种公权力行为，它总是不可能从逻辑上排除其和国家的最高法
——宪法——抵触的可能性。我们知道，现代国家的
宪法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界定政府不同部门的权限，二是保护个人权利不受政府侵犯，尤其是法律上的侵犯。中国物权法的主要任务是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财产权，因而一般不会涉及
宪法的第一个功能。然而，物权法完全可能在第二个问题上犯错误，不适当地界定不同性质主体的财产权，过分限制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