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地方主义与中国的宪政转型
王怡
【关键词】地方主义 宪政
【全文】
一、发现一个地方
在我的词典里面，地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词汇，仅次于自由和民主，有一个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和制度里面，有一个很糟糕的东西，梁漱溟先生曾说过，在中国个人永远不被发现。换这个我最喜欢的词，就是在中国地方永远不被发现。地方这个词，哪怕这个地方就是你伸手触及你站立的地方，也是遥远的地方，因为它不被发现。在这种文化的格局里面，包括我们的情感方向是在这样一种格局中被塑造出来的，所以对自己的家乡，对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不需要伸手就可以触摸的土地，往往却是遥远的，往往在政治上只是被统治被管制的客体，而不是主体。是在我们的文化上被遗忘的角落，在我们的情感上也是被忽略的，以前我曾很不客气的批评人，说有些人自己家里的房子被拆迁了，他不发脾气。听说台湾人要独立了，就气得晚上睡不着觉，这是一种什么心理。这就象那句歌词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地方是崇高的，跟他紧密相连的地方反而很抽象，这是违反人性的。中国的民主化，不是从中南海开始的一种民主化，而是在我们的情感当中，在社会文化上，在政治上，重新去发现一个地方，重新去建立、建设一个地方。
地方主义就是扩大的个人主义，胡适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对学生们这样讲过，你们为自己争人格就是为国家争国格，在民国初年有所谓“省界意识”的说法，也是被批判的，说是破坏大一统，破坏国家凝聚力的负面的地方意识。清末民初的时候，各省有很多刊物，叫做新四川、新广东、新湖南等等。没有一个新四川，怎么可能有一个新中国呢？他们当时发现你如果要爱国的话，你首先要爱自己的家乡，你首先要有一个新的四川，新的湖南，新的广东，你将来才可能有一个新的中国。这是当时提出的地方主义的新的路径。你是经过了一百年，这也是今天中国宪政民主要走的道路。所以我有一个非常顽固的看法，我是一个地方主义者，我也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我认为如果我的家乡如果不是一个共和的状态，我的国家就不可能是一个共和的状态，四川不是一个民主的四川，中国就一定不会是一个民主的中国，四川人如果不在政治上被彰显出来，中国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被彰显出来。
梁启超在清末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自古以来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把地方这个词带进来也是一样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地方。甚至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思维。想要民主化的人，老是把眼睛盯着中南海的动向，政治局的变化。对中国的民主在民间，在地方，对这样一种思路没有信心。前不久巴金去世，很多人谈到巴金早年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两个倾向，一个方面无政府主义与左翼的思想之间是有联系的，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从这个方面看无政府主义，说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很多的联系，这也是巴金先生从早年的无政府主义最后走入共产主义的原因。但是，无政府主义和右翼思想也有很深的关联，比如说反对中央集权，巴枯宁,就是巴金的巴，他在反对中央集权上是最激烈的，是思想史上对中央集权进行了最深刻批判的思想家之一。对无政府主义我们也有很多的误解，也是一个彻底的贬义词，以为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就是混乱的，意味着无序。其实无政府主义提倡的是一种完全的社区自治，一种群龙无首的秩序。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在辛亥革命以后，从民国9年到15年，是联省自治的状态。四川和湖南是当时联省自治中最重要的两个省份。我没找到当年巴金对联省自治运动的看法，但当时绝大部分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几乎都清一色主张地方自治、反对中央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