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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盟会的前途，章太炎等人的看法更加激进。辛亥之后章就大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此主张与宋教仁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道路虽然有异，但革命党的继续存在将给宪政体制带来潜在危害，这样的警惕和担心则是一致的。党内元老给孙文致函，要求其“为民国前途计”，正式宣布解散同盟会。在说明其理由时，这位元老特意提到了“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同盟会当时事实上控制着民国军队，这正是党治超越于宪政之上的征兆。也是上述孙文手中保留的一张王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其实质就是军队国家化。一支脱离于政党势力之外的军队，是政党政治得以展开的一个前提。这也是宋教仁改组国民党主张议会政治的道路。意思是放弃对军队和秘密会社手段的控制，转而在宪政框架内展开合法的角逐。放弃暴力，接受非暴力的政治规则。宋教仁有这样的勇气，他才是这一百年间中国追求宪政民主的模范，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国宪政之父”。
章太炎在其主张不被接受后，转而组建统一党，公开声称与同盟会对立。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同盟会“气焰犹胜、暴行孔多”，而自己组党的主要目的便是“以排一党专制之势”。
民国初期，一时间政党林立，蔚为大观。章士钊提出“毁党造党论”，主张解散所有政党，然后重新组成两个党，实行英美式的两党政治。事实上“两党论”在民初得到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普遍支持。这种局面被孙文痛心疾首的视之为革命队伍的“分裂”。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孙文的位置实际上已经边缘化。他注定是一个革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再度兴起只有一种机会，就是宪政体制的失败和暴力革命的继续。
四、训政之路：公民维权运动
今天中国宪政转型的框架，将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政治合法性的转变。二是代议制的重构。三是个人自由作为新道统的确立。在西方，自由主义与自然法传统构成了宪政主义的道统。为政治立下了审视的标准。如何在中国的思想资源及意识形态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关于价值信奉的新道统。这是宪政转型最艰难的部分。我称之为追求宪政的第四个阶段。即在政治上建立保障自由价值的宪政制度为用，而在人心中确立对自由价值的珍惜和对宪政制度的热爱为体。也即涵养托克维尔所推崇的“民情”。没有这一自由价值的新道统，就不可能有哈贝马斯所称的“宪政爱国主义”。四是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在宪政体制中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现代宪政主义不同于古典宪政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制衡手段的司法化趋势。
但是，对这些方面的期待，不是对中南海的期待，更不是像孙文那样，一生都在期待和制造暴力革命的机会。孙文提出的“训政”说，曾被共产主义拦腰截断，成为大陆人民一个迄今永不结束的梦魇。他们的训政，就是政府训导人民，共产党训导群众。但统治者一无训导的资格，也没有训导的诚意。有一种观点针对中共借口人民民主素质低、民主条件不成熟，反过来认为根本不需要“训政”，实行民主也不需要什么“素质”。我倒并不赞成这种见识。其实宪政、法治与民主都需要一种积累和训练，公共政治空间更需要一个孕育的平台和方式。并不是一投票或一上街就立等可取。因此如何“训政”，仍然是中国大陆行宪政之前的一个题目。或者说中国的宪政民主既然绕了一百年这么一大圈。不能白白的绕。总要在民主化到来时有一些训政的成就，才不算冤枉。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失败不仅在于一党专制强横至今。而在于中国用了一百年的时候，也没能找到一种真正的训政之途。
而近年大陆公民维权运动慢慢兴起，意义之一就是终于找到了训政的方式。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去训导政府。训导的方式不是暴力，而是维权。不是对抗而是谈判，不是武器而是言论。通过维权运动的训政与自我训政，第一可以推动法治化的技术积累，第二可以强化政务系统的“非党化”（王思睿语）趋势。第三可以降低直接政治冲突的危险，第四可以增强官民两方面的政治承受力，第五可以缓释民众对于社会不公的怨恨，疏导公众的民主热情，第六可以涵养民间领袖、舆论领袖和地方领袖的素质、资源与声望，第七可以分化政府内部的情势，争取体制内温和派的同情，第八可以为各种海外民主力量和资源找到非政治化的回归和注入渠道。第九可以为党治的退出提供风险最小的路线图，在未来的变局中最大化的降低当政者的阻力。
新的训政之路，就是人们以主人的身份，而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去培育民间社会，和一个公共政治空间。就是在一党专制的政治现实中，有勇气像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自行其是。我有一个农民朋友叫刘正有，他的房子被政府强行拆迁了。他为自己和几千名和他一样的失地农民为自己的土地权利维权。直到今天，已经抗争了十二年。他是1949年后第一个把国务院告上被告席的中国农民。十几年来，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一家人随时都被警察骚扰，而他状告的官员却在不断的升迁。他走的是宋教仁的道路，不是孙文的道路。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们一定要像训导我们的儿子一样，去训导我们的政府。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这些受损害的老百姓不去关心它的未来，谁来关心呢。
如果当年的同盟会中，少一个孙文，多一百个刘正有。可能我今天就在这里谈论诗歌了。如果从今天起，中国少一个孙文，多一百个刘正有，中国就不会再出毛泽东。中国一百年宪政转型的教训是，人们无数次的轻易认为渐进的改良已不可能。但每一次这样的判断都迎来革命，而每一次革命都迎来一个独裁者。每一回轻易因为毛泽东正是孙文的延续，不可能是刘正有的延续。
2006-2-19，墨尔本“余杰王怡演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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