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种视角看袁世凯复辟，复辟不过是袁对合法性危机万般无奈的回应。袁世凯发现自己手中的强权“失去了传统的依据，又无法提出现代的依据”（费正清），最终不得不回归“君主制”的本土资源，才能对付现代政治的“府院之争”。袁世凯之死，才是真正的君主制之死。从此中国这一百年间不断涌现出各种僭主，作为事实上的“天子继承人”。一个起源就是由孙文效仿苏联模式一手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党国合一的现代意识形态和党治国家，在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展开，由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发挥到极点。
余英时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问道，“民国以来，皇帝制度已经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但是无形的精神上的‘君统’是不是也一去不返了呢？”。他的回答是直到今天，“至少从形式上看，废除中书省、打乱行政系统之类的君权仍然存在。相信君权的绝对性，也许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发生一种暗示作用，使人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charisma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这就是孙文神话的根本原因。
从袁世凯的复辟礼炮到孙文党治领袖的血手印，给共产主义愈演愈烈的暴力革命主张和对意识形态的的霸占留下余地，撕开了一个注定会越来越大的口子。
内阁制与总统制
孙文归国抵达上海的次日，即12月26日，便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及总统人选。会上年轻的宋教仁提议采用内阁制，受到坚持总统制的孙文极力反对。讨论持续到晚上，双方“面红耳赤、几至不欢”。关于这次争论，孙文的亲信胡汉民和宋教仁的传记我及其朋友们的记载各执一词，各有不同。
所谓内阁制，便是主张董事长与CEO要分开，宋教仁主张的是政党内阁，以政党政治在议会进行政治博弈。宋的主张等于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彻底废除君主政治，对于共和政体下的“大总统”，也要尊其贵而虚其位。而孙文在这时便反映出其只反君主制的“政统”、不反专制主义“道统”的倾向。他在评价内阁制与总统制时，认为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有人站出来说，这样的人只有先生一个。此言一出，众皆翕然。宋教仁在压力下最终屈从。民国临时政府在孙文就任大总统之后，采用了比皇帝权力更大的总统制。在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眼里，要这样一个总统，显然还不如要一个接受《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约束的宣统皇帝。
余英时所谓“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charisma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的君权思想，由此已可见一斑。那个以后要求党员宣誓画押、绝对服从并为达目的并不择手段的列宁式领袖的影子，已经可以略略看见。
但是，就在孙文以“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威权的理由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之后仅仅3个月，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孙文便在南京仓促的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采纳了宋教仁当初的内阁制设想，意图牵制袁世凯的权力。想起当时最高干部会议上的“面红耳赤”，已经恍如隔世。孙文自己任大总统，决不接受责任内阁制，认为对自己不需要“复设防制之法度”。一换别人当大总统，就改总统制为内阁制。
从这个意义上看，袁世凯接替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让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的主张至少获得了一个实践的机会，使民初的宪政建设和政党政治达到了一个高峰。而在孙文的总统制下，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所以袁世凯上台就遇上府院之争。尽管临时约法把责任内阁制绑在了袁世凯身上，但当时的民众也和孙文对自己的期许是一样的，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希望总统事实上就是一个“天子的继承人”。所以唐绍仪的第一届内阁垮台时，国内舆论普遍支持袁世凯，连同盟会都对唐绍仪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文，骨子里面的专制主义和集权思想都如出一辙，就是相信武力、相信乾纲独断，相信意见纷纭是祸乱之本。袁世凯在1912年曾对新闻舆论和政党林立表示不满，认为其“怀挟阴私、飞短流长”，会使共和时代遭遇灾祸。而孙文在1912年让位时提出定都南京的主张，企图牵制袁世凯。但遭到章太炎、宋教仁和大部分议员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么做无异于放弃满、蒙。最后参议院投票表决结果是奠都北京。这个结果让孙文大为光火，不愿接受。后来在黄兴的努力下，迫使参议会再次投票，按孙文的意思定都南京。
在辛亥年，通过革命赢得了一个机会，即把一个名义上的“皇帝”拉入宪政体制。君主制的被废等于断送了这个机会。接下来中国一百年来的努力，就是企图把一个接一个事实上的“皇帝”拉入宪政体制。这个努力在大陆直至今天还看不到结果。当年宋教仁被刺原本可以成为这一努力的又一个起点，当时政府与刺宋案有关的证据被新闻媒体曝光，在相对独立的司法局面下，主审此案的法官居然坚持公开传唤国务院总理到庭作证。以前一直站在孙文一边的黄兴，也主张在现有框架中寻求法律手段的解决。因此最终和孙文决裂。孙文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在国内外失去普遍同情，最后几乎使革命党的力量毁于一旦。袁世凯的社会声望则达到顶点。孙文再次感受到乾纲独断的重要性，要反袁世凯的独裁，自己首先就必须独裁。二次革命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孙文决意放弃宪政框架。在还没有完成“马克思”的中国化之前，辛亥革命除了完成一个古典共和制的外壳外，最大后果，就是在孙文的手中完成了“秦始皇”的现代化转型。
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
所谓“共和”建立在个人对国家、地方对中央的层层授权和让渡之上。地方自治是宪政体制的题中之义。因此真正与“宪政”格格不入的本土资源，并不是君主制政体，而是春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但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家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能超越“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这样的政体之别来看问题的只有章太炎。他在民国之初就公开宣称：“民主立宪、君主立宪，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民主非无秕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