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乡绅有难得的清醒。不是总统这个头衔对君主的取代，而是孙文所允诺的这种总统的“退出机制”让他感到民主有望。但我们遗憾的看见，从孙文就任大总统开始，整整一百年间，担任过中国最高领袖的人物，没有一个人真正实现了华盛顿式的解甲归田。没有一个人像孙文所说的那样，基于正常的程序而“最后回到了百姓中间”。包括孙文自己后半生的继续革命和向专制主义转向之后的穷兵黩武，亦是对于“回到百姓中间”的不服。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
武昌首义后到南北和谈，如果说革命军对于民主共和政体的殊死坚持，是君主制最终被放弃的主要原因。这种坚持当中，除开思想上对于民主政体未来前途的绝对自信，和对于两千年帝制和近代以来国嬴民弱的深恶痛绝外，对革命团体既得利益的殊死维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帝制不能被推翻，革命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因为驱除鞑虏的口号是与建立民国相联系，而非依赖于“天命已不在清室”这样的中国传统的革命理论。事实上，在汉阳被清军攻克后，黎元洪曾明确向袁世凯表示可以接受“君主立宪”的政体，由此获得了在英国调停下短暂的停战局面。等到各省纷纷举事宣告独立，革命军对于共和政体的坚持便再也没有丝毫动摇。孙文回到上海后即公开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
另一方面，尽管袁世凯本人在私下里透露过他愿意接受民主共和，但在和谈前及谈判早期，袁世凯的公开态度是非常肯定的，即坚决维护帝制传统，决不做辜负“孤儿寡母” 的曹阿瞒。他在与黎元洪签订停战协议的同一日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
袁世凯提出了一个对于政体之争的民主和现代的解决方法——“国民公决”。他在声明中对中央和掌握各省的革命党及保守党（立宪派）这一三足而立的局面进行了说明，接着说：“余拟召集各省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唐绍仪与伍廷芳是年12月31日达成协议，南北双方就政体问题召开国民议会，听从国民公决。但南方坚持国民议会在上海举行，时间定于1912年1月8日。北方则坚持在北京举行议会， 双方僵持不下。结果孙文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加紧了北伐的备战。袁世凯等于失去了民国大总统的初夜权，而这是革命党包括孙文在内一度承诺过的。于是勃然大怒，全面推翻议和，南北内战一触即发。袁世凯致电孙文，坚持“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国民公决，绝不承认临时政府。
此时的孙文面对星星之火居然燎原的局势，对暴力革命的社会改造已经充满了迷信，政体问题听从国民公决，这种方式及其可能的后果都是他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和谈不过是革命军一个虚与尾蛇的花招，先把临时政府建起来，形成既定事实，再以大总统职位迫使袁世凯倒戈，孙文自己顺便也把“开国之君”的初夜权占了再说。孙文复电袁世凯解释为什么就任大总统一事，一则表达了“君主、共和”不容再议的态度，二则指出自己经各省推举实在却之不恭，三则欲盖弥彰的说：“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以当时中国的情势看，若因政体之争南北开战，革命军绝没有无获胜的局面。但对袁世凯而言，胜负之数也未明。在一个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大总统唾手可得的前景下，以后半生的荣辱得失为君主制的去留而战，也不大符合袁的一贯习气。所以对君主立宪的坚持，也就是袁世凯的一个谈判砝码。和谈前他便明确指示和谈代表唐绍仪，“我方应坚决主张君主立宪，直至争论到最后，方能考虑调停办法，借以博取天下之同情”。
当时社会舆论的态度也很明确，国内思想界普遍主张君主立宪，康有为发表《救亡论》，反对革命，指出“虚君之共和”才是最佳方案。梁启超秉承师意，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首先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接着分析当时世界上六种共和政体的优劣，认为“虚君共和”较为圆妙。在解释为什么要设一个“虚君”时，梁说目的在于“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在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道统根深蒂固之际，君王作为这一“道统”的有着深厚渊源的独此一家的品牌被断然取消，可谓“内争”已起、“民志”已乱。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文，其实都梦想成为道统意义上的“开国之君”。这个欲望也是可以理解的。章太炎、严复等一大批有名望地位的社会贤达也明确主张君主立宪，严复警告说“他们”（指革命党）如果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严复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真不知道他这句话怎么忍心说得出来。严复因此主张历史的渐进，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
宪法约束“。
当时的西方列强也纷纷表示支持中国建立虚君立宪制。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在这一立场上态度坚决，甚至表示如果清室被废，将不惜以武力干预。而美国公使也明确向革命党表示美国“绝不会承认中华民国”。另一方面，清室则于当年11月1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当月3日颁布《
宪法信条》》19个条款，——明确了君主的权力以
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当月6日又释放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等六人。可以说清室开始主动的朝着虚君立宪的方向妥协。
如果在南北力量和内外形势的拉扯之下，君主制的深厚传统能够震得住台面，通过虚君立宪得以保留，一则可以免去威权象征被打破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地方混乱和军事割据，二则必然使真正的立宪政体的建设走上正轨。如梁启超所说，各种力量在遵奉一个最高象征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竞争，必然将在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内展开，因为这样一可以防止君主权柄卷土重来，二则可以挟天子（宪政）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与主动权。建立和维护宪政，逐步消磨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传统，就将成为各种势力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和需求。争夺尽管在所难免，但将下降为一种世俗意义上的争夺，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争夺。这将瓦解中国当代极权主义形成的最本质的一个根源：政教合一。但君主制的被废使国家的权威系统及其合法性根源被“斩首”，结果砍掉一颗头（清室），立刻就长出三颗头（北京袁氏、南京孙氏和武昌黎氏）。
贡斯当在路易十六被杀，拿破仑成为独裁者之后，曾说：“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制。”但辛亥之后长达一百年，中国的政治始终在心照不宣的世袭制与名正言顺的自由选举之间挣扎，沦为漫长的“比君主制还不如的”（贡斯当）的僭主政治。当道统的象征被毁，新的统治者就必须既是凯撒、又是上帝。“枪杆子下面出政权”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在君主制下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中，新的统治者只需要枪杆子即可。但在几千年的政治合法性火炬被吹灭了以后，新的自由选举和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合法性又没有建立起来。新统治者光有枪杆子就远远不够了。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到1928年之间军阀政治的失败。新统治者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仪式和政治伦常，这是孙文从提出五权
宪法到主张“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自从儒家兴起后，“君师合一”的政治传统就在中国史上消失了近两千年。但从孙文到毛泽东，中国的独裁者终于重新回到了“君师合一”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