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归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与段祺瑞闹起了“府院之争”。张勋事后，段氏再造共和，在1917年解散了老国会。孙文这位“继续革命论”者认为时机再次降临，又如前述勾结德国政府，凭着“两百万银元”的黑金，挑起了所谓“护法战争”。这一次年已51岁的孙文再也没有耐心了，干脆割据广州自立，自立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对外宣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
请各位注意，自从辛亥革命袁世凯出面收拾残局，到此为止，全国基本上维持了统一。包括这之后的所谓军阀割据时期，几乎所有的地方军阀也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对于文官传统的尊敬和对北京政府的承认。这一点有些像春秋早期诸侯国对于周室名义上的遵奉。而北京政府一次次的宪政实践也一直在持续进行。没有一个军阀另立中央，搞分裂。孙文在1917年另立中央，妄图以武力北伐统一全国，开中国军阀混战之先河。这是自清朝同治中兴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分裂。从此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
孙氏一面拿外国政府的津贴和黑金，一面以此财力组建“雇佣军”（陆荣廷、唐继尧等地方军阀），一次次反复的挑起内战，制造分裂，迷信武力。请问：这样的一个革命先行者，于国于民究竟有何功德可言？中国若不是身陷长达十几年的军阀内战，日本又岂会长驱直入，救亡又怎能压倒启蒙，共党又怎么可能趁机坐大？事实上，孙文的本事，终其一生连区区广东也弹压不了。反而穷兵黩武，使广东子第民不聊生。与此同时，袁世凯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在经济、治安上都建树颇多，如袁世凯在1914年颁布《地方自治章程》，推行地方行政试验制度。以及阎锡山于1917年利用乡绅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乡村复兴的“山西村制”，曾得到梁漱溟的好评。就在孙文得寸进尺发动内战、大搞独裁的十年间，中国北方各省局势稳定、各项民生事业得到渐进发展，地方议会的建设也日渐繁荣。
举两个例子，一是20年代初，有一场鼠疫自东北边境开始，迅速波及华北各省。北洋政府的卫生部门体现出极高的效率和医疗水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制止住了鼠疫蔓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第二是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全国各地的司法部门，都遵从大理院（当时的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在各地军阀各自为政的时候，全国的司法通过北京大理院的判例制度仍然维持着统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制度成就。但这一切都必须把孙文盘踞的广东除开。从上个世纪10年代末到20年代，被称为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但这个这个黄金十年也并不包括孙文控制下的南方军阀治域的。这是对孙文的革命道路的莫大讽刺。
1920年，孙文又搞到一笔款子，再回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主张武力北伐。广东督军陈炯明（老同盟会员，黄花岗起义的暴动队长）表示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不如发展民生，谋求联省自治，再徐徐图之。两人发生矛盾。加上陈一贯反对孙文借俄国以自重的做法，孙的秘密外交在党内早已臭名昭彰。早在1915年，他与黄兴、李烈钧等人在海外便针对孙文，共同发表宣言，声明：“绝不依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1920年4月29日，苏俄代表在漳州与陈秘密会晤，允诺资助陈的南方军队完成统一，条件是中国放弃外蒙。陈炯明断然拒绝。孙文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怒，对他视之为“十数年之卵翼”的陈失望之极。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1922年9月18日，孙在上海发表“告党员书”，公开宣布陈炯明背叛革命。之后陈的部队炮轰总统府，双方正式决裂。陈炯明致吴敬恒书中曾说：“南宁劳军之日，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骨俱悚。”
早年的孙文制定“革命方略”时（1906年），把革命建国事业的措施程序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三年），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六年），“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 第三期则为
宪法之治。之后随着孙文的独裁倾向压倒民主倾向，对当中这个作为过渡时期的“约法之治”，进行了多次修改。到1924年孙文发表“建国大纲”时，建设的程序也分作三个时期，但第二期的约法变成了“训政”。而且只字不提关于训政时期的“约法”问题，也没有训政时期的年限规定。孙文已不是那个甘愿抛头颅、下油锅也要救国救民的热血男儿，他不甘心只做一个在野的精神领袖，和中华民国的开国纪念品。他在几十年的暴力生涯中，逐步成为一个要求党员和部属绝对服从、不惜牺牲国家与民族利益也要达成其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并以革命的名义以百姓为刍狗的乱臣贼子。他在实践中对暴力革命和君为臣纲的信仰，超过了他在观念中对自由民主的珍惜。
后来共产党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政体发挥到极致。毛泽东在1956年借用孙文的思想，声称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训政”。
三、辛亥革命的宪政教训
戊戌变法的激进主义者谭嗣同，曾说中国是“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百代皆行秦政制”）。如果我们将谭嗣同和毛泽东所言的“秦政”，作为从变法到革命运动厕身其间的“路径依赖”，那么我们判断1911年辛亥革命及其一手拉开的暴力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到底在多大的意义上获得了成功，就可以取决于革命后的政治与“秦政”之间的对比。毛泽东在50年代作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
既然帝制已经在辛亥年间被一劳永逸的废止，这个“秦始皇”的表述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将“秦始皇”这一辛亥年间的“路径依赖”理解成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统”的君主制，一是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政治思想（不是儒家的道统）。在两者之间，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尤其是后来反复的继续革命，几乎所有的力量都义无反顾的指向作为政体的君主制，但对于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却稍有批判。甚至在某种程度，此种意识形态下形成的威权反而成为对抗君主制的革命运动当中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恰恰因为一场从专制主义土壤里萌发的暴力革命，对政治威权有着迫在眉睫的大量的需求，辛亥革命在对于“专制主义道统”的破坏上反而不如戊戌变法。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孙文本人背叛革命早期设想的英美式宪政道路，在革命后走向独裁的根本原因。
1911年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位士绅远来南京参观民国新气象，他见到孙文时行叩拜之礼，被孙阻止。孙说：“民国的总统在位一天，就是百姓的公仆。”士绅问道：“若是总统离职之后呢？”孙文答曰：“总统离职后就回到百姓中间，成为普通人。”发问者听到这里，长叹一声，说：“我今天终于见到民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