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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出这个历史三峡，进入第三个阶段建立宪政国家。“立宪政治为体、船坚炮利为用”的理解就须再进一步，就是严复阐述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孙文的思想以及对孙文的推崇，说明了一件事，就是求自由比求民主更难。严复在清末坚持认为开议院是末，启民智才是本。所以推崇价值启蒙，反对速开国会，认为欲速则不达。他认为“民权者，民为本而自为君也”。这一对民权的解释与同辈人相比，显然更近于自由主义而非民主主义。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上，李泽厚曾提出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说。而一百年以来在民主与宪政的关系上，则是民主压倒了自由。这并非是说民主已经有了，而是说在观念上对于民主的崇尚压倒了对于自由的珍惜，因此往往造成实践上的假民主压倒真自由。这也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每一轮的国家危机和民主梦想面前，总是倾向于对于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容忍。即便像储安平那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难免糊涂，何况是孙文一介武夫呢。
二、孙文的道路：从民主走向独裁
在二十世纪中国，一种完全无视传统和个人权益的暴力革命浪潮，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现代党治国家的模式，孙文都是始作俑者。孙文是否有着为人称道的救国救民、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怀，我不准备进行评论。但我想要指出一个事实，即使出自崇高的个人动机，也可能在现实政治和专制土壤中渐渐蜕变，而走向独裁与穷兵黩武之路。
“中山”，是孙氏的日本密友平山周为他取的日本名字。所以我只以其生身父母为之定夺的名分称他为孙文。孙文抓准了“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旗帜，因而推动两千年帝制的灰飞烟灭。这是居功厥伟的。但他之于辛亥革命的功绩有一大半只是象征性的。对辛亥革命的理解，以前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从满汉之间，就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辛亥革命，汉族人推翻异族的统治。一是从推翻帝制要求民主的角度去理解辛亥革命。但是还有第三个思路，从四川的保路运动出发去理解辛亥革命，这在以前是被省略或者忽略的，就是地方主义。辛亥革命的一个实质是地方主义反抗中央集权。保路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第一场大规模的民间维权运动，这一运动的主旨有两个，第一是反对中央集权，提出“川人治川”的地方主义口号，第二是反对国有化，朝廷把民间筹资兴办的铁路国有化，四川人就站出来，捍卫私有财产权。反中央集权和反国有化的地方主义运动，辛亥革命在全国得到广泛响应，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此时黄兴赶到武昌，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而孙文正颠沛流离，在科华拉多州的一家华人餐馆洗盘子。
孙文的十大革命，依靠的基本上是黑社会暴动。武昌起义的领导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与孙文的“同盟会”并无任何组织上的瓜葛。但他的革命经验，对前两种思路有着象征性的影响力。当时革命军面临分裂，黄兴坐镇南京，打“五色旗”。鄂军则打共进会之“十八星•锥角旗”。此时袁世凯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兵临城下。刚刚出狱的汪精卫一眼看穿形势，指出平定中国之局面，“非袁不可”。于是黄黎两人分别电告袁世凯，声称阁下如愿倒戈反清，将共推其为民国大总统。回国途中的孙文亦作了上述表示。革命军内黄黎二人相持不下，收拾残局的人选便呼之欲出了。
孙文当上临时大总统，是风云际会的结果。革命军撕开了战局，却没有一人具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只有靠各省的咨议局瓜落蒂熟，接管大权。也就是靠的清末立宪改革的遗产，和地方主义的根基。孙文徒具名望，但并没有一兵一卒，于战事又无尺寸之功，十八省军队岂可服膺一个流亡书生，上演一处择贤而王的禅让大典？事实上当时袁世凯手握重兵，论实力还是论政治威望，在当时被普遍视为快刀斩乱麻，结束战乱，使帝国迅速平定到民国的唯一人选。也只有这位前相国才能压得住台面，使十八省咨议局雌伏。这一点包括孙文在内，每个具有观察力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十八省之所以达成一致，抬孙文出来，不过是招聘一个去和袁世凯谈判的承办人罢了。孙文的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政府也是象征性的，主要是给清廷和袁世凯做一场秀，等于是先把“中华民国”的品牌注册登记了，变成空壳的上市公司，然后袁老三买壳上市，过来接盘。
为什么我说孙文是乱臣贼子。因为孙文其人，一生服膺有组织的暴力与恐怖行为，信奉独裁的作用。以敢死队和雇佣军的组织力量，以及一种百折不挠的现代墨家精神，一手拉开20世纪中国“极端年代”的黑幕。说他是乱臣，对孙文有两重意思。以“二次革命”为界，前期的孙文所乱的是满清之帝制。我称他为“乱臣”，是对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古典共和主义者的褒扬。但二次革命之后的孙文，迅速背叛了民主共和的精神，无法从暴力革命的手段中自拔，在革命的崇高名目下回归到了比君王还厉害的独裁政治，成为一个穷兵黩武的党魁和军阀。甚至模糊道义底线，不惜以秘密外交背叛国家利益。这个时候他乱的，就是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的性命。这时我称他是“乱臣”，便和“贼子”相通，“贼子”者，民贼也。
一、黑金政治
1903年孙文加入黑社会组织“致公堂”，进入洪门。企图借助地下会党的人力、财力支持他的武装革命。不久，孙文在“致公堂”混不如意。1910年孙文在一封私人信函中透露出对“致公堂”的不满，信中称他的第9次起义之所以失败，全因缺款5000元。而“致公堂”美国分会答应报效5000元，却只给了他1900元。
孙文的革命全靠金钱支撑，胃口比今天的海外民运要大一百倍。1894年11月24日孙文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史书上说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其实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兴中会”，并不是一个“.org”，而是一个“.com”。类似于今日中国南部开始重新出现的民间“银会”。“兴中会”会员每人须出“底银”5元，“股银”则每股10元，越多越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将“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写明，除尽忠报国以外，“兼为股友生财之捷径”，而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兴中会章程第8条）。不久之后，孙先生便卷款13000元，赶回香港和杨衢云洽谈资产重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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