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物以稀为贵。
宪法之多，既反映出中国走向宪政的夙愿是如此饥不择食和命运多蹇，也显示出
宪法之道轻若鸿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成为萨托利称之为的“装饰性
宪法”和“冒牌
宪法”。也许正因为我们拥有
宪法举世最多，因此迄今为止距离真正的宪政也才最远。
什么是宪政？宪政是一种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宗旨的政治体制。按照学者萨托利的说法，只有当一部
宪法是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目的的“保障性
宪法”，并能够得到有效施行和维护的时候，施行这样的
宪法才能称之为宪政。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价值基础，就是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国要追求的宪政，就是自由主义的宪政，或者说就是英美意义上的宪政。但清末以来，大部分革命者和思想家都对这一点缺乏认识。
在清末以来历次追求宪政的运动中，与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及民主主义的宏大叙事相比，自由主义的诉求总是被挤压到最边缘的位置。而宪政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梁启超先后译作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都在相当的程度上被忽略了。如孙文就坚持认为中国人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甚至多到了让国人一盘散沙的地步。因此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才是第一位的，民权主义不过是一面统战的旗帜。
王人博先生曾经从宪政史的角度分析过清末“民权”话语的提出。“民权”首先是作为与君权的对应物而得到弘扬，并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意义上成为立宪派和革命派用以钳制或反对君权的武器。立宪派提出的“民权”概念，侧重于作为个体权利之集合的“民权”，与民主的概念相近，而与自由的含义相去较远。尽管杨度曾说，“立宪政府乃民权之政府”。但“民权”并没有被分解为个体自由，而被立宪派理解和确立为宪政制度的本体性价值。他们对国强民富的民族主义关注，和革命派是高度一致的。他们看到西方列强乃至日本蕞尔小国的富强正在建立在立宪政治之上，因此将立宪政治当作一副医治国弱民贫、政治腐败的特效药。民权也罢，议院也罢，都是从这个民族主义的目的出发去取舍的。比如开议院的好处，只是为了“合君臣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
因此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差别，只在“先立宪后共和”和“先共和后立宪”的道路选择上，对于“宪政”的价值灵魂即个人自由的神圣性和法律化，立宪派普遍缺乏理解和认同。即便在观念上有理解，但面对民族主义的目标时也不免犹豫。在孙文的眼中，“个人自由”更是如此，在推翻君权的道路上只不过是必不可少的统战武器。但革命成功之后在建立民族国家而求富强的道路上，却开始视其为一种妨碍。二次革命之后，减少个体的自由，而求“群体的自由”，就成为孙文训政思想和一党治国思想的源头。国共两党皆深受其害。
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共和的国家。但现在看起来，却有可能是亚洲最后一个实现宪政的国家。共和传统诞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但那时的“共和”还没有与民主概念及宪政制度相结合，所谓“共和”仅仅是上层社会集团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共享权力的某种政治模式。这被称为“古典共和主义”，具有较强的贵族精神和精英化的自由传统，并非常强调公共美德对于共和制度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古希腊的遗产与废墟，斯塔尔夫人才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说，“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才是现代的”。
到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古老的共和制度开始与民主制度、联邦制度和宪政制度相结合，产生出以美国联邦党人为代表的现代共和主义。这也就是一百年前孙文等同盟会人孜孜以求的“共和”。推翻帝制只是走向现代共和的第一步，是一种非常古典的、初级的共和概念。等到把民主宪政制度的内容放进共和国这个篮子里去，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主义。因此在一个君主制度已被废止的社会中，离开了民主制度和宪政主义的支撑，“共和”一词其实缺乏最起码的内容。孙文终其一生，只是一个古典的共和主义者。但古典的共和主义，往往就意味着现代的专制主义。只讲古典共和不讲现代共和就是“假共和”。 “假共和带来真革命”，这是清末立宪改革的教训。但反过来，远离了民主与宪政的个人自由的价值根基，“真革命带来假共和”。则是孙文的革命在民国建立之后，给中国留下的最主要的政治遗产。
清末民初的时候，反倒是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都日倾保守的严复，他对宪政民主的理解是最到位的。严复说西方文明一言蔽之，乃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一句话就登堂入室，完全可以当作对宪政的完美诠释。根据这个诠释，我们可以借“体用之说”，把一百年来学习西方、追求宪政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后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因此展开洋务运动。这是中体西用的第一个阶段。日清甲午战争后开始认识到船坚炮利是用，立宪政治才是体，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尤其漫长，长得像唐德刚先生所比喻的“历史三峡”。从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的两轮立宪尝试，到辛亥之后频繁的府院之争、南北对峙，再到国共两党的对决，和20世纪80年代台海两岸各自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百年这个第二阶段仍然没有到尽头。孙文对这个阶段的意义，我想到一个也许不恰当的类比，可以自己体会。就是邓小平评论周恩来的那句话。“没有总理，文革会更残酷，但没有总理，文革也不会拖这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