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生之死五因说-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五、“袁杀说”。
　　至今虽几乎无人坚持真正的“袁杀说”，但认为，至少袁也有杀黄的意图。持此说的多是替远生辩诬的人。他们的潜意识中始终还有这样的框框：为袁杀对象，必定是好人。笔者以为，这一立场虽不可取，不过，就历史事实而言，袁世凯也确有杀害远生的企图。据《南云精舍日记》（作者欧阳成）的记载：当远生意图客观报道外省将军有未复电赞助帝政、汪凤瀛力言“七不可”，被电报局稽查所阻时，大为愤慨。当即质问徐世昌：“今非戒严时代，何以阻人函电？”中国到底是一个政府，还是两个政府？老袁听了杨度的报告后，咬牙切齿地说：“黄生固恢诡者流“，并追问杨：还有没有其他证据？
　　但是，笔者并不认为，此为远生的临阵倒戈。从远生回国进入袁世凯系统的邮传部，与李盛铎（曾任大总统顾问）关系的密切程度，直至作为进步党的交际主任，虽说明袁对黄才华的赏识，但远生又确非老袁的“圈内之人”。远生入邮传部必然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是学而优则仕的理所当然之结果。李盛铎身为袁世凯的顾问却建议远生成为独立新闻记者，脱离风云变幻莫测的政坛，做适合自己的事。至于短期任进步党的交际主任，并非多么重要。就远生本人而言，这时已经萌生远离政坛的去意，选择了兼做律师的行当。律师的辛苦和无奈远生非常清楚。所有政治上春风得意之辈，是不会选择记者、律师这样吃力不讨好的职业的。但这一选择却恰恰符合远生的个性。从个人秉赋上看，远生的确本是一个与尔虞我诈的官场格格不入的人。这大概才是远生的人生悲剧所在。笔者不赞成“袁杀说”，但倾向袁“杀”说，这个“杀”指的是精神扼杀，是中国官僚政治对待知识分子的一贯伎俩，无论成事败事都要拿些文人来“祭刀”。因为“权治”（秦晖语）社会并不真正需要知识分子。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使国民党对黄远生动了杀机，并最后实施了刺杀；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同样也可能使袁世凯迁怒于远生，而置其于死地。所不同的只是，袁党并未付诸实施，抑或未遂而已。笔者无意回避远生被国民党所杀这一事实，但认为皆于远生人格的评价不利的“上条陈”的历史事实和冯自由“进步党第一策士”的结论，却可以也应该有不同的解读。作为“妙手著文章”的一介书生，远生与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本无“铁肩”，如何能够或者必须承担由某种政治势力所声张的“道义”？远生之死的悲剧不仅在于“党争”的牺牲品，更在于其为了留住内心中的最后一块“净土”，因此哪一边都靠不着。自己也不断在“谋生之念”和独立人格的理欲交战之中挣扎，既不能为真“君子”，也不能为真“小人”，终因言获罪，横遭杀戮。惜哉，黄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