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泄愤说”。
　　笔者认为，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在逻辑上是依次递进的：有误解才有“袁党”嫌疑，尔后才有“除奸”或“报复”行动。但依笔者观点，应该回到林志钧（宰平）的判断上来。可归为第四种，姑且称“泄愤说”。并非“泄”一时之“愤”。而是长期的积怨所致。林志钧说，远生对于某党（无疑指国民党）“一向太瞧不起”。笔者认为这个“一向”要追溯到日本留学的时代。
　　一般资料上认为，民国后远生即转而从事新闻和律师工作，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远生是在1914年后才兼操律师职业的。如果说，远生的第一次改行作记者，多少是被迫的，也就是说，客观上是辛亥革命阻断了远生的“政治前程”（远生曾为宪友会党纲草案主笔）；那么，第二次（没有完成的）改行作律师一定是自愿的，也是远生个人秉性发展的结果。远生在1904年拒绝清廷即用知县的聘用，“不愿坐在堂上喝令衙役用板子打老百姓的屁股”（黄席群语），而是立志高远、图谋更大的发展（丝毫无可厚非）。五年之后，由于“最后一届进士”和留学生的背景为朝廷所注意，甚至成为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的“第三梯队”，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早在留学期间，就可于暑假回国返乡作“立宪的报告”。作为普通留学生的这个待遇不可谓不高。而其腔调也是与立宪派（游离于当权者核心圈以外的开明人士）如出一辙。有人认为，远生到了日本，即投在梁启超门下。笔者认为，这到不大可能。梁当时还在流亡，清廷当时正在争取与康梁这一派的和解，黄梁有过接触是可能的。在对待立宪的立场和观点上，既苟同亦分歧。梁是启蒙“老资格”，而黄远生少年得志，年轻才俊，受到朝廷赏识。当然，虽说黄当时对宪政的见识与眼光并不在梁之下，但政治影响上还远不能与其平起平坐。辛亥革命以后，梁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加上多年的社会声望，黄远生、张君劢和蓝公武三人并称之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就不足为怪了。笔者认为，正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在远生人格发展中起到的作用远比梁启超重要的人，他就是后来撰写墓志铭的李盛铎。一般资料认为，黄与李是在北京作邻居时相识的。远生1909年前后学成归来，李也大概于此时考察欧洲宪政回国（1909年10月）。一年多以后，即建议远生弃政从文，远生也乐意言听计从，不是没有可能。但笔者认为，黄李交往一定更早。黄东渡留学之前，李任住日公使，直接负责留学生事务。后到比利时公干，但都未离开外交部门。黄是公派生，进士出身，又和李同是江西老表，还有一点亲戚关系，据相关统计资料，这一时期留日的江西籍学生只有个别人。依远生的才华，引起李的注意，是很自然的事。甚至更早，在黄赴京赶考前后，李已是江西为数不多的在京名流，黄作为晚辈前去拜访（如在李回国述职期间）也是有可能的。李盛铎是向清廷建议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人士。（1901年6月上奏折）。[9]远生在日的待遇非常之好，而且，一回国即被安排在袁世凯系统的邮传部这样的“肥缺”，是当时学成后回国，少数没在大学执教的留日法科毕业生之一，应和远生的志向（干一番大事业）以及包括李盛铎在内的相关人士的指引、提携不能分开。这些情况或多或少会引起后人对远生的误解。事实上，远生文章超群，学业优秀，英、日文都不错，受到国家的提携，是他本人天才加勤奋的必然。在日时，远生从来远离学潮和革命，埋头苦读和翻译，才有之后斐然的成果。远生安生立命凭的是真才实学，“凭本事吃饭”者就是现在的所谓技术官僚，于当时的职业革命家完全是两类人。政治上，其本人早就萌生退意，与不学无术、投机钻营之辈格格不入，因而遭到他们的嫉恨又是毫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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