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这种说法，（1）黄远生为支持袁世凯称帝来美国游说，并筹集资金。和上述原因相同，这一理由很难成立。（2）远生也曾激烈批评过袁世凯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且并非小骂大帮忙，确有反袁的一面，但一些不得已的行为（任进步党交际处主任、发表赞成帝制的文章等等）被误认为一贯地支持袁世凯，而其彻底悔悟的信息还来不及到达海外，故终未取得反袁人士的谅解。持此立场的代表人物有后成为海外新儒学一代宗师的张君劢。张君劢在远生死后21年（1936年）曾为当时再版的《远生遗著》写过一个序。序中明言：远生是“蒙袒袁而遭狙击”。[1]显然，张已经猜到远生为反袁势力所杀。但远生死时张并不在国内。作为早稻田法政学士的张君劢比远生（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在政治上更为激进。在猛烈抨击了袁世凯的蒙藏政策之后，听从了任公的劝告，去国赴德游学。张君劢在英国碰见吴稚晖后才得知，“反袁之同志”黄远生在美国遇害。（黄远生于1915年12月25日傍晚6时左右，被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美洲支部派人枪杀在美国旧金山都板街的中国餐馆“广州楼”，一说“上海楼”）。张的返国护照用的虽是“洪宪元年”的官印，但张启程却是在第二年的3月，经由西伯利亚从陆路回国的。沿途要走小一个月。这时的袁世凯已经被迫于3月下旬宣布取消帝制。由上可知，因为和老袁的矛盾，他早已离开祖国，显然并不十分了解以后的情况。因此，张所言“反袁之同志”指的是“新中国三少年”的那个短暂时期。值得注意的倒是，张序的基调既旨在替远生辩诬，这时已是20多年以后了，说明辩诬仍存在极大的必要性。换句话说，当时的主流意见想必始终将远生误认为袁党。而张君劢则认为，是因为他：“一正一反之间，最容易引起恶感”，张君劢的意思是：由于远生立场左右摇摆导致了袁党对立面的误解。
　　二、“除奸说”。
　　是另一个极端。这个结论随着刺杀案情真相的逐步暴露，以及南京第二档案馆中“条陈”的被发现，得以加强。远生秘密向老袁建议加强新闻检查制度，被认为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和人格上不可原谅的污点：“暗施诡计，颇不光明，尤其远生向倡民主，今竟议采专制手段”。[2]
　　但笔者个人以为，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从“条陈”的语气上看，远生的确是站在袁世凯的角度进言的。但从内容来看，远生是在向其力荐“法治”。有的评价到是更为客观：黄远生之所以建议袁强化国家政权对新闻业的管理，主要是出于自己对日本“法治国”的迷恋。[3]这一切自然是后话。在当时，即便国民党完全有可能也有理由以最卑劣的心态来解读远生的行为，但尚无证据显示此时的国民党已经知道“条陈”的存在（尽管“条陈”远非后人想像得那样绝密，甚至老袁在远生动摇时有意将此事透露给国民党，以断其后路或借刀杀人，并非完全不可能）。可见的证据是：远生在前期与进步党来往密切，并出任“要职”。冯自由就指出黄远生为“进步党第一策士”。[4] “除奸说”的主要代表、考证出远生死于国民党之手的黄流沙、孙文铄等人据此认为，远生之死不外由于其对老袁政治上的依附。笔者以为，这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判断。黄远生虽然不明确反对帝制，但并未直接参与“筹安会”的活动，况且一贯赞成共和；他拥护的是袁总统，而非“洪宪皇帝”；他之所以反对国民党，只因他不赞成流血革命。因此而遭杀身之祸，对其本人显然是不公平的。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