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个怎么去实现呢？要统治者遵守一个规则，他要不遵守怎么办？我们现在的思维就是有一个最高法律效力的东西，可是对于主权者怎么会有一个最高的法律效力呢？比主权者更高的主权者？那总有一个最终权威啊。最早的主权是司法主权，后来到立法主权。怎么去设计让统治者守法。如果我们按层级化的思路，去想控制住他的东西存在，那我们永远没有答案，因为你还需要控制更高的。政府之上设一个委员会来控制，那谁来控制委员会呢？宪政就是govern the government，如果按层级化的思考方式，是不可能的，找不到出路。这就是任何一个政治体的矛盾，一方面必须给政府权力才能使秩序建立，另外又要控制它，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
宪政主义是不相信人的，柏拉图就说必须要是“哲学王”才能统治，而个人的德行和智慧是不可靠的。宪政主义用心的不是对统治者怎么进行教育，这是不可靠的，（不是说不必要的，但不能完全依赖这一点），需要的是制度。搞法律的人，特别是搞公法的人必须有一点就是相信制度本身的力量，否则这个专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从文化着手就只能是循环论证，一个制度需要某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无法搞这种制度，建立这个制度也实行不好。如果这样我们就无法前进了。所以我们必须相信制度的力量。宪政面对的是绝对主义的状况，但是它相信这是可以改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制度设计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所以宪政主义最大的突破就是走出了层级化的思维，而走上了水平分权之路，也就是瓦解主权。所以宪政主义的思维与主权是对抗的、矛盾的，至少从博丹绝对主义主权观来看是对立的。至于它是如何形成的，就可能是逐渐实践而得出得智慧。在它形成后，我们再回头看时，我们发现宪政主义很伟大。实际上它淡化了原来得主权思维。在层级化思路出现困境时，我们从水平上将主权分为几块，使得它们之间互相牵制，而没有一个绝对得最高性。所以宪政主义的核心是有限政府。政府的哪一个部分都没有绝对得权力。有限政府是相对原来的绝对主义来的。但这没有包含宪政主义的全部内涵，特别是现代
宪法。
还有一个就是将以上的思想制作成文件。使得任何政府的行为都有遵守这个文件。这就是
宪法必须具备法律的形式。
以上我们所说的似乎在功能意义上解决了问题。但是既便在民主制国家里，也很难彻底走出主权思维，当我们讲人民主权时，人民是绝对的。人民的主权是没有限制的。在功能和操作意义上，你可以把它分开，但是人民主权你怎么分？当然人民这个概念可以作为整体存在，也可以作为一个个的个体。所以美国宪法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宪法不仅仅优先于政府，而且优先于人民。
宪法是主权者创造的，怎么能优先于人民呢？因为美国在制宪时就担心多数人暴政，所以有一个文件称为最高法来约束人民，但这个文件怎么能约束人民，它的最高法律效力来自于哪？作为人民的创造物怎么能反过来约束人民呢？Ulrish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反射性机制，如研究怎么做研究，研究本身是一个活动，然后又要研究怎么去研究，所以这是人本身很重要的东西。即人民创造东西来约束自己，以防止自己出尔反尔，歇斯底里。另一个解释，是
宪法之所以能约束最后的主权者即人民，是在于建国行为本身（founding act）。
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从哪里来？凭什么约束以后的人？就是因为缔国行为的神圣性，它把
宪法文本类比于圣经的文本。所以我们说立宪时刻是很神圣的时刻，对于美国来讲，这个可以解释，因为它确实是建国。那我们怎么解释？最早是《共同纲领》，依据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49年不是nation foundation，中国一直就有的？所以founding act的解释也应该包括政权的变换（regime founding）。49年是把之前的所有法律效力都否定了，建立新的，应该也是founding act。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怎么过渡到54
宪法的？刚才我们讲最高法律效力是约束主权者，包括政府和人民，不能以绝大多数的意志就随便否了，否则它还有什么最高法律效力。所以我们后面的修宪和新
宪法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如82
宪法也是走修宪程序。如果说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这个最高效力能被2/3的人否定，这怎么有最高效力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虽然包含着高于其他的立法，但最主要的是要限制后来主权者的活动。但是我们的
宪法习惯是看不出这个意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