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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尽管在整个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每每发生过激的盲目排外行动，而其“反帝”性质，至少反帝效果也毋庸置疑的话，那么，其“反封”取向则是及其含混的。笔者认为：这里的“封建主义”应该主要指封建王朝和封建文化。就前者而言，尽管义和团运动的进程应根据其特点分为若干阶段，但总体上讲，运动的性质是“扶清灭洋”；就后者而言，义和团正是用礼教来作为对付基督教的最为强大的精神武器的。而礼教则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历史地看问题，固然不能苛求义和团，但仅仅从义和团初期的一些反清口号宣传中，是无法读出“反封”的政治意图的。因为“反清”无法与“反封”划等号，如“反清”的目的可以是“复明”。
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瓜分、革命等等大词汇的解释同等重要的问题是对相关历史事实的“还原”。“还原历史”虽是一般解释者的通常诉求，但他们所能回归的又往往只能是各人想象之中、并非能够相互认同的那些历史事实。如有学者据一封当时向德国大使馆投递的要求“接头”的密信，断言信的作者是一个卖身投靠的民族败类。（孔祥吉：“德国档案中有关义和团的新鲜史料”，载于《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34－40页）。笔者以为此论断待商榷。如果作者真的要向德国人告密，或可（化装）径直去使馆，或可直接在信上陈述要说的内容。如此故弄玄虚、画蛇添足令人费解。人们不禁会问，用这样一种方式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信作者的头脑是否健全？再者，又何尝不能这样推测：此信或许是义和团的“诱饵”？抑或同情义和团的民众对“老外”的愚弄？
伽达默尔认为，完全通过白纸黑字回到“历史”中是困难的。伽达默尔临终前不久，中国哲学家洪汉鼎先生前去探望时，他曾意味深长地谈到：解释不过是一种Fantasie（想象）而已。笔者认为，此论极有见地。中国古诗文留下的想象空间就异常广阔：李清照流寓临安写于某元宵节的《永遇乐》中“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被名家解读为：其晚年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写照。“这决不是住在深宅大院、有重重门户的大户人家所可能，也决不是上层妇女的行为。只有一般市民，居宅浅狭，开门见街，妇女才有垂下帘子看街上动静和听行人说话的习惯。而她竟然也是如此，则其生涯之潦倒，就更可想见了”。（沈祖芬：《宋词赏析》，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笔者到以为此推断大谬不然。因为这显然不符合婉约女词人的风格和思想逻辑。李清照晚年生活不可谓不潦倒、丧夫后的心境不可谓不颓唐。但潦倒归潦倒、颓唐归颓唐，但她的精神支柱并未因此而坍塌。倘“哀”真的大到了“心死”，那我们今天是不会看到如此之多的精神财富的。“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抑或只是傲慢的女词人的近乎黑色幽默的自嘲罢了，不可信以为真。狄尔泰认为：就解释而言，对文本语言上下文的理解尚在其次。解释者的重要任务旨在设身处地揣摸作者的意图。如做不到这一点，“客观性”则会不复存在。（参见A•考夫曼著：《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慕尼黑贝克出版社199l年版，第188—198页）。中国历史上，隋文帝父子倾全国之力，屡次三番地攻打辽东鲜卑和高丽的原因，成为史学界多年争论的话题。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隋炀帝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并无军事和政治目的，征高丽不过是偶然之举而已。证据是史书中简略记载炀帝的一句诗文：“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也有学者认为：炀帝乘龙舟幸江都，似乎属寻常事件，与攻打高丽无关。若从表面意义看，第一句说江都是游玩的好地方，第二句说攻打高丽只是偶然的军事行动。“梦江都”与“征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可是，只要把这两句诗联系起来思考时，就会感到诗句还另有一层尚未明白说出的意思。“诗言志”，是我国诗歌创作的固有传统，炀帝赋诗必然无悖于这一传统：将二者相提并论正好说明炀帝是用含蓄的手法告诉人们，“梦江都”与“征辽”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这一见解不无道理。由此可见，解释历史或历史解释不仅离不开科学实证的精神，同时还需要历史哲学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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