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与历史解释问题之管见
李道刚
【关键词】义和团；历史；解释
【全文】
义和团运动与历史解释问题之管见
李道刚
义和团运动是否具有反帝性质，应该“历史地”解读。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到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理论皆建立在种族优越的意识上。不论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论者约•罗•西雷、弗•法布利和谢•维特等等，还是约•埃•霍普森、约•阿•舒姆佩特、卡•考茨基之类小骂大帮忙的帝国主义论者，都没有抛弃弱肉应该强食的逻辑。此时欧洲帝国主义理论不仅于学界，在民间亦有相当大的市场，官方的对外政策也无不受之影响。他们认为：白人之于人类的文明进程、大国之于世界霸权政治皆赋有“神圣的”义务。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之下，欧洲列强历史上的权力角逐得以于更大的范围中演绎。而贫弱的中国本身正是这个“帝国主义基督教”实施文化和经济侵略的首选目标。从《瓦德西拳乱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侵略者的自供：“常有‘瓜分中国’之笼统思想”。（笔者有幸与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斯蒂教授于义和团会议期间探讨“瓜分”这个概念。巴斯蒂夫人认为，“瓜分”即实施占领，所以列强对中国既未“瓜分”，亦无瓜分的企图。而笔者认为：划分势力范围也是一种变相的瓜分，两者的策略各异，但性质并无大的不同。）帝国主义列强在提出瓜分方案之前，先散布所谓的“黄祸论”，制造加害的借口。某传教士一语道破列强的居心：“是上帝的一个伟大计划——利用西方人的邪恶打破了中国的排外之墙”。（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当时的西方报纸也承认：“近日中国北方之事，实因欧洲各国往往无礼干预，且有意蚕食中国疆土，中国忍受折磨为日已久，故一旦起而与洋人为难也。”“六十年前欧洲以强力逼中国通商”，“又逼中国建造铁路，又纷纷传说瓜分中国；欧人之逼迫中国如此。”（巴兰德：《中国拳祸论》）。
帝国主义扩张有两个公认的动机：经济利益驱使和宗教传播使命。而文化价值观的移植似乎更为重要。这也许多少能够解释欧洲“文化使者”们何以在中国遇到诸如义和团运动这样激烈的反抗。事实上，西方传教士在华的虐行斑斑可考：借布道之名从事搜集情报的间谍活动；滥用本身即为非法的“治外法权”；非法干预完全属于内部行政事务的中高层官吏的任免；更擅自居为地方官，介入刑民纠纷的司法裁判。如此种种，扰乱了正常的国家和社会生活秩序。而教会以强制手段传播教义，引起中国民众的信仰危机以及在平民和教民之间挑起和激化矛盾，则是爆发义和团运动的最为直接的根源。“焚教堂杀教民之事时有所闻，无不交相庆曰：此天意欲灭洋人也”。民愤之深于此可见。列宁曾言：“那些到了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的人，那些利用其被赞颂的文明只是为了欺骗、掠夺、暴行的人，那些对中国作战只是为了获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权的人（一八六五年的英法对华战争），那些伪善地以传布基督教来掩护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能不憎恶他们么？”（《中国的战争》）。而西方不少人士至今，包括一些资深的汉学家在内，依然错误地认为所谓“帝国主义”其实根本就不曾存在过。无可争辩的事实则是，“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始终为一系列教案的直接导火索。宗教传播与帝国主义之间具有错综的内在联系。正如霍普森所言：“从上一代强权的基督教到今天帝国主义的基督教之间仅是一步之遥”。（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西方教会所吸收的教民“多系无赖莠民，皆恃教为护符，争讼攘夺，欺压平民。”（杨慕时：《复奥国男爵苏德乃书》）教士包庇教民，公使包庇教士，数十年来的教案，从未见有教士责罚教民之事。教士教民蛮横如此，其结果必然是“其始教民欺平民，其继平民杀教民”。（杨慕时：《上全权大臣李傅相书》）。围攻使馆事件的幸存者之一, 奥匈帝国使馆的临时代办阿图尔•冯•罗斯通医生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说过：“如果我是中国人, 我也会参加义和团。”（相兰欣：《跨国的研究：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就连侵略者自己也明白：此次运动实由中国人“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赫德：《中国实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