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傲慢与谦逊
贺卫方
【全文】
做学问的人大抵都有些傲气或者自恋。“文章是自己的好”，即便是谦虚的说法，也是“敝帚自珍”。去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在大陆出版，我细读一过，获益很多，也看到了何先生颇为自负的一面。这表现在他对于时贤的臧否上，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一点也不避讳地说出他们在学问上甚至为人上的缺陷。例如，胡适对人的成见和社会科学训练不足，董作宾的考据随意，杜维明曲解儒家经典，甚至连英文写作也“备极油滑”。对于张光直，作者甚至到了痛加贬斥的程度。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学问也表现出极大的自信。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是，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一卷一卷地挖掘中国家族和地方志史料，“每当闭馆后吸进第一口清新夜气，仰望着白玉般晶莹雄瑰的国会建筑群的分秒之间，内心不禁在狮吼：‘看谁的书真配藏之名山！’”这样的气势实在是有一种帝王气象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清醒的学者又能够看到任何特定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再伟大的学人或思想家也只是知识增长和思想历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即便是数百年，也意味着不可能永远不被超越。因此，探索知识的过程中，谦逊的心态既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也是学人职业伦理的规范。而从学问的类型和内在特质而言，历史学家应当是最谦逊的。因为历史写作所要处理的都是过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历史学家本人完全没有经历的时代——发生的事情。我们只能根据各种不同的史料来努力拼凑过去的事实，时过境迁，去今往往已经上百上千年，能够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乃是完全达不到的一个目标。博学严谨如兰克，也不敢宣称他所撰者就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只能将尽可能复原历史事实悬为目标而已。不仅如此，历史本身是人所创造的，而今天已经尸骨成灰、变为蜡像或铜像的那些盖世英雄或帝王将相当年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思想、心理究竟如何，当时的人——甚至他们本人——都未必说得清楚，更不必说隔着时间的长河的历史学家们。史家陈寅恪先生说治史者要有一些想象力，能够在史料的空白处发挥想象，丰富历史的内涵。这当然是必需的，不过当治史者用自己复杂的心理揣度另一个早已作古的同样复杂的人心，可谓“梦中说梦两重虚”，其间的得失真的是只有付诸“寸心”了。
再说历史观问题。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历史学家由于信奉的理论不同，笔下呈现出的历史面貌甚至细节刻画都会不同。兰克学派注重原始资料的挖掘，反对任何价值上的先入之见，反对主观的发挥和倡导。汤因比则是大处着眼，把文明作为观察和分析的单元，看整棵树，而不屑于观察每一片树叶。法国新史学即布罗代尔一派则力倡社会科学各学科之整合，注重社会、经济和社会的史实，又把视野扩大到一个宏大的层面，提出极具创意的多元化时间观。马克思虽然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但是他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也有着开山立派的理论意义。凡此种种，不同哲学指导下的史学家仿佛各自手执点铁成金的魔杖，魔杖所至，世界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人类却终究不能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惟一正确的解释，或者说，没有哪一派历史哲学会变成一种信仰，万物皆备于我，其他各家都是谬误邪说。果真有那样的真理性的信仰体系，那就不是科学，而是神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