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上述涉外股权纠纷案件，应被告加拿大某公司的请求，法院允许香港另一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法官和原被告双方也分别对证人作了询问。对于庭审质证认证过程中证人出庭作证的这一过程及对证人证词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及其理由，法院在以后作出的判决书中竟只字不提，就好比根本不存在证人出庭作证这个环节一样。笔者认为，发生这种情况，至少证明判决书未能全面、真实地反映整个诉讼过程，对证人证言是否采纳根本不提，是属于法律文书制作方面的差错，也是对证人作证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的体现，需要在今后予以纠正的。
六、关于证据认证
我国诉讼法和
《证据规则》对证据认证都有所规定，基本精神是只有经过质证认证而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认定诉争事实的根据，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笔者注意到，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今年4月1日起施行的
《证据规则》，根据审判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将上述相关规定内容表述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这值得议论一番。
笔者办理过不少涉外或涉港案件，往往在质证时遇到一些大致相似的情况，即一方外国当事人提供了经公证认证的书证，另一方当事人证明同一事实也出具了经不同机构公证认证的另外的书证。如果按照
民事诉讼法第
六十七条规定，那就应当认定双方所提供的经公证认证的书证都为定案依据，然而这些书证所证明的同一事实却往往在关键之点存在差异，甚至有的是根本相反的内容。那么应当如何处置才更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呢？
笔者认为，这里实质上存在一个不同地域法律制度的差异和冲突问题。我国加入世贸后，各国法人、个人到我国从事各种活动将日益增多，由此发生的诉讼案件也必将增多。法院和法官应当尽快熟悉有关外国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包括公证认证制度，以利正确处理上述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公证机构在对书证进行公证时，他们讲究的是当事人的真实签署，至于书证的文字内容是否合法真实，他们是不管的。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律往往规定，书证文字内容如有虚假，由当事人自负法律责任，公证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外国政府认证机构的认证，仅证明公证机构签署人的资格，并不对书证内容起任何证明作用。我国使领馆的认证，仅证明外国政府认证机构的真实合法，也不对书证内容起任何证明作用。因此，对于同一事实的证明却出现截然不同内容的经公证认证的书证材料，也就不足为奇了。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不能机械地死扣我国民诉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而应按
《证据规则》第
七十五条规定办理，“人民法院应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