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教授明知自己不是从事A专业的，对A专业也没什么研究，但却偏偏要挂在A专业担任硕士生导师或者博士生导师，这种外行教授、外行导师，本质上是在给研究生“灌尿”，而不是“倒茶”，他们厚着脸皮践行“尿壶理论”，其乐无穷地充当“尿壶理论”的出色扮演者，摧残着一批又一批研究生。能够“灌点尿”的教授还算不错的，有些教授提着“尿壶”，竟然也舍不得给研究生付出哪怕是一点一滴，三年下来，连自己的研究生有几个、是谁甚至都一头雾水！反观我那个农民父亲，他也经常提着“尿壶”，也经常“灌尿”，但他却把“尿”灌在了农田里，为的是给庄稼施肥，盼望金秋季节收获一堆又大又粗的玉米棒子。这完全符合农业种植科学的客观规律，所以他完全有权利也有义务实践“灌尿”，可是，按照教育教学规律和研究生这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要求，教授则不应来模仿我父亲了。因为，研究生不是农田里的玉米、不是河边的水稻、不是山岭上的瓜果，他们要喝的是“茶”，而不是“尿”。
　　有些教授丝毫不关注本学科或者本专业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也不去关心在其从教的领域内的学科带头人或知名专家，甚至对此一无所知，更遑论去了解这些专家学者的学术思想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些教授甚至都不如他们教的学生懂知道得多。曾耳闻一学生在课间问给他上课的教授：“您对苏力的本土论有何看法？”这位教授竟然傲慢地说：“外国人的思想我从不去关注”，这位学生听到如此回答，便愕然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看来，这位教授不仅不了解苏力教授的理论，而且连苏力是谁都搞不清楚。“苏力”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的常用笔名，如果对其人一无所知，那这个名字看起来可能确实像个外国人名。这在一般人那里，似乎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发生在一名教授身上，却让我感到一股悲凉。我完全有理由推断，像这种根本不去注意塑造“法学文化修养”的大学教授，并不在少数。自己评上了“教授”这一本应令人羡慕和敬重的高级职称，更应该珍惜这一职称的含金量，对得住头上的这顶“桂冠”，而不是混上教授之后，就可以游手好闲、不学无术。试想，一位教授在课堂上只是单纯划划教材、吹吹自己，怎能培养出综合素养的优秀大学生呢？在这一点上，这些教授又被我那个农民父亲给PK下去了。因为，我父亲尽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纯农夫，但却至少还知道一些法学名家的姓名，甚至能说出他们的一些学术观点呢！记得有一次回家在我父亲聊天时，我说起有些教授的这种低劣的文化素养，我父亲比喻道：“作为教授，不知道学界一些大家、名师，就像作为一名中国人不知道首都在北京一样可笑”。
　　还有些教授，一旦有了这一高级职称，便视科研为大敌。几年下来，学术几乎近于荒芜，看不到一篇论文，更找不到一本学术专著，连编写一本教材都懒得去做，或者不屑一顾，于是推给他们的研究生随便复制粘贴一下，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还有些教授，科研成果倒不是不少，“砖著”一大堆，文章满天飞，但是这都是要么靠东抄西搬、南拼北凑，要么靠花钱送礼、动用关系，丝毫没有多少自己的原创。可以说，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在有些教授身上很有市场。别人一旦揭发，这些教授便要么夹住狐狸尾巴，要么露出狰狞面目，死活不承认自己的“学术下贱”行径，有的还完全使出一些流氓伎俩，打击报复那些学术批评人。在这一点上，我父亲仍然可以胜出。因为父亲尽管忙于农事，但也没有忘记“科研”，平时还是算花点功夫研究一下如何给果树喷农药、怎样把山下的河水抽到山上的田地里，一有“新发现”，父亲便逢人就开始“演讲”，与父老乡亲们分享其“科研成果”。前几年家里没有电话时，父亲每个月都不忘记给我写信，尽管篇幅不长，字也歪歪扭扭，但都是“原创”，从不抄袭，也没地方抄袭。其实，与教授相比，父亲的田间耕作好比是“教学”，对施肥、灌溉等问题的琢磨以及给我写信就好比是“科研”，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与别人交流就好比是外出做“学术报告”或者召开“学术研讨会”。可是，又有多少教授具备如此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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