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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虽然梅汝璈指出1910年代至1940年代中国法学是缺乏中心思想的，但是毕竟出现对西方法哲学流派学习的趋势，比如，1947年，蔡枢衡曾说，“今日中国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出身法国者，必对Dugiut之学说服膺拳拳；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1] 。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移植了西方法律的很多制度，“翻译”了很多观点。但我们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法哲学流派，因为法哲学需要系统的学习，这太艰难了。对于我们靠读书谋生的人来说太不经济了。没有法哲学，我们照样可以夹着一本法律法规汇编作出庭律师；没有法哲学，我们可以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单个学术观点的争论上；没有法哲学，我们依然可以对照成文法进行司法裁判。
四、法哲学流派缺失带来的问题
法哲学流派的缺失给我们的法律人带来了很多难题，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法律实务领域。
在学术领域，正是由于我国法律界目前并不存在法哲学流派的划分，甚至没有法哲学流派的萌芽，萌芽尚且不存在，百花齐放的局面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国法律思想研究领域的学术争鸣并不是以一种有序状态进行的，只能是各抒己见，一盘散沙。这种无序的竞争还造成了很多恶果：没有法哲学指导的法律研究最终沉沦为一种翻译、复制和剽窃的机械运动；没有法哲学指导的法律从业者只能以个人好恶进行分派，搞党同伐异那一套。于是便造成了一种学术游击现象，观点很多，但是难成体系。学术争论过程中是狂洒飞镖暗器，但从来不步步为营，排兵布阵。
在实务领域，由于立法者、执法者与司法者在研习时并不属于任何法哲学流派，仅仅是对着眼于具体的法律条文，而这些条文是简单而枯燥的。这种对法律外壳的重视和对法律精神的忽视，必然造成实务界从业人员内心对法律缺乏必要的信仰，没有基本的法律方法论和基本的观点。从而造成律师代理案件的积极性好像取决于代理费，法官的立场也会随某些外在因素而摇摆，而行政执法者的形象更是跟“法治”两个字不沾边。
五、翘首以待中国法哲学流派萌芽
虽然我们的院长苏力说不要过于重视流派，[2]但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开放的实用主义者，[3]这说明他还是受到了霍姆斯实用主义法学影响的，并具有法社会学的倾向，这让我们至少看到了中国法哲学流派萌芽的些须希望。我期盼中国的法哲学流派在中国的法制土壤中萌芽，用中国人自己的法哲学方法论指导部门法的研究，从而形成真正的“百花齐放”的局面。
诚然，法律是实践导向的，实践在前，理论在后，“理论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才起飞”，中国的法律实践说起来也该是上午了吧，也该开始重视法哲学的研究了吧，不是说“笨鸟（鸟中就包含了猫头鹰）先飞”吗？所以，法律的研习者和从业者，最终要选择一个法哲学流派作为自己的学术归属，让自己的观点体系化，使自己的立场确定化，不至于象蔬菜水果沙拉拼盘一样，什么味道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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